第四章 愛學生是教育者的使命
2004年秋，我以教授的身份被推薦為千葉大學校長候選人。人生啊，就這樣，有時就出現的轉機是你始料不及的。
當我從國外回來的時候，聽到了希望我做校長候選人的呼聲，對我來說，這簡直就是太突然了！後來，到2005年4月，我就出任了千葉大學校長。
從這一天開始，我的生活發生了巨變。首先是聽說每天有專車接送上下班，對此，我鄭重提出拒絕。為什麼呢？從我一開始到千葉大學工作，35年來我都是步行從家到學校，我很喜歡這樣做。
每天早上七點前後，我就從家出來緩緩步行三十分鐘左右來到學校。春天來臨，我看到樹上的枝條和嫩芽朝氣蓬勃的樣子，前幾天還是堅硬的花蕾現在卻已是含苞待放了，好像急切地想要開花，此情此景，令我感到十分快樂。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和同行的學生以及街坊鄰居們一起邊走邊聊，我不想用其他方式替代我現在的規律，所以，我拒絕了專車接送。
我想，大家對我3年的校長任職生涯會有各種各樣的評價。令我高興的是，由於我與學生和教職員工們以及附近地域的有關人士都開展了積極的交流，加深了彼此的瞭解，他們的評價好像還算是過得去。我很歡迎學生到校長室來詢問什麼，我也經常和他們一起在食堂邊吃盒飯邊聊天，對我這樣的作風，報社、雜誌、企業、社團等很感興趣，他們不斷前來找我採訪、見面或邀請去作報告，對此，我也都是在日程許可的情況下儘量滿足他們的一片誠意。
但另一方面，按照傳統做法，國立大學十分重視與教育科學省（教育科技部。譯者註）的關係。作為一校之長，在這方面的所作所為自然會受到一些人的關注與期待。也許是我做的與他們所期望的有一定的差距吧，所以，沒有得到這些人很好的評價。他們認為“校長要與學生和附近居民對話就勢必要佔用時間，我們更希望把這些時間用在去拜訪相關的主管部和廳，以爭取到更多的經費。”但是，我覺得，如果是僅僅從搞好關係去爭取經費這一點來說，在大學裏比我更適合的人有很多。我之所以當選校長，就是因為我的工作作風與眾不同，因此，我對周圍的這些“忠告”沒有介意。
在與學生們的接觸過程中，我又重新發現到學生們的熱情。按照學校制定的日程表，學校每年都要和學生舉辦十次座談會，每次三個小時，座談的時候，我多是以一個聽眾的角色出現，認真聽取他們對大學的意見、建議和批評。每次都有二十名左右的學生出席座談會，他們每一個人都必須發言，這樣，我就可以聽到更多的聲音了。學校理事會和學生部的職員也一起參加，他們對學生們的提問都要當場回答，如果當場回答不了，就要在會後將這些問題的對策在學校內部網頁上告之於眾。
經常有這樣的情況，學生對座談會上的一些話題很感興趣，一次又談的不深，於是又找其他的途徑繼續深入討論。這樣算來，三年間一共舉辦了七十次左右的座談會。此外，我還在校園內外多次和學生們對話交流。
在這樣的場合下，我感受到學生們那種“渴望學習，什麼都想瞭解”的孜孜以求的精神很強烈。很多年以來，人們總是給年輕人和學生們貼上“沒有上進心”、“缺乏激情”之類的標籤，現在看來，哪里有這樣的學生啊？只能是極少數。這方面，在邀請前日本足球教練奧希姆先生的時候，給我了深刻的印象。
千葉大學有一個體育組織叫“聯盟體育俱樂部”。這個組織不是針對專業體育運動的人，所以，不是專業體育運動的人也可以參加。在這個獨特的圈子裏活動的學生們以奧希姆先生為核心舉辦了一個演講會。
千葉大學與千葉縣境內的許多社團都有著密切的聯繫，其中，與J聯盟所屬的“市原-千葉聯盟”和
“千葉棒球”等都有合作協議，有一次大家談到能否讓大學和千葉棒球隊搞一次活動，於是，就聘請奧希姆先生擔任這個“聯盟體育俱樂部”的教練了。我就是在那個時候聽到這位先生的名字的。
我對足球不太感興趣，所以不知道奧希姆這個名字。後來我才知道，對足球迷尤其是東歐一些國家的球迷來說，奧希姆先生簡直就是一個偶像。那時，他還不是日本國家隊的教練，還只是“市原-千葉聯盟”的教練，我不知道那次演講會能有多少學生參加。但是，離演講開始還有三個小時的時候就有學生開始往會場集合，最後有多少人恐怕誰也說不清，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定員三百五十人的那個會場是無法容下的了。
工作人員的活動有條不紊非常精彩。他們看到人員眾多，就決定再同時使用同一個地方的那個大型會議室，委託學生組織中的廣播研究會做好音響準備，在大會議室掛起銀幕，採用即時處理儀將奧希姆先生的演講影像和聲音同步播放出來。從演講設計的步驟到他們的出色組織都令人佩服。他們對緊急情況的隨機應變能力和積極做事的激情，真叫人為之高興。我真想對一些人說：“看到他們現在這樣出色的表現，你們還沒有覺悟嗎？還能再說什麼他們不被感動？他們沒有激情？這些話與學生們都是不沾邊的！”要知道這些個工作人員全都是無報酬的，他們所得到的只是一張與奧希姆先生的紀念合影就已經感到非常滿足了。
還讓我感到吃驚的是，學生們不僅擔當起那些工作人員，而且還是聽眾。他們在演講前議定的時間程式是，演講加翻譯用一個小時，回答問題三十分鐘。“三十分鐘時間問答，用得了那麼長時間嗎？”我心裏這樣想著，真有點替他們擔心，因為，通常情況下，講完課之後提問題的學生們都是屈指可數的，那麼，向奧希姆先生提問題包括他的解答不會超過三十分鐘的吧。
但是，演講剛開始我就覺得自己的判斷錯誤了。奧希姆先生的演講不時地帶有哲學的內涵，有些地方甚至頗令人費解。然而，學生們聆聽的表情卻是非常認真。提問題的時間竟超過了一個半小時，看那態勢，如果時間允許還會延續下去。學生們所提的問題也涉及到人生以及人生的意義等，到回答結束時還有二十多個學生舉手想提問題。
學生們之所以那麼熱情的提出問題，除了演講者是著名的J聯盟的教練之外，主要是奧希姆先生演講的內容十分精彩才把學生們吸引到這裏來的。
雖然演講的內容有時令人費解，但卻牢牢抓住了學生們的心，看到他們一個個聚精會神的樣子，不由得使我這樣的教育工作者對演講人深表敬意。如今的大學授課，能有多少像奧希姆先生這樣贏得學生們如此熱情的投入呢？我深切地感到，這次演講值得我們大學人深刻反思的地方有很多很多。
同樣的一個例子。2007年千葉大學新開了一個課程是“怎樣解決世界貧困問題？”這是參加了“白絲帶”運動的次原悅子與我合作的機緣。這個課程是作為教養必修科目的，主題是世界貧困問題，一共上了十四次課。每次上課的內容被小林正彌和上村雄彥編輯成書納入《現代圖書》系列，於2007年出版發行。在這個講壇上，先後有十位老師詳細、系統地論述了貧困問題。他們的講座也和奧希姆先生的演講一樣很受歡迎，只能容納四百人的教室被學生們擠得滿滿的。
有的學生甚至是其他大學的學生都說：“我們不要學分，讓我們聽課吧”。我也去聽過幾次課，看到有的學生為了記得更清楚，乾脆就把身子探過去，把各個講師的上課筆記本拿過去抄記下來。
上課的老師中有一位叫大黑摩
我第一次聽到她關於解決貧困問題的思路時就被她的激情表達所感動了。她的話語不是唱高調，也不是故弄玄虛，而是充滿著一種力量。學生們對她那種底氣十足的表達力非常敏感，在他們看來，這樣的人不虛偽，她說的都是發自內心的話。
“剩飯是一種浪費”。現在這句話遭到了年輕人的批評。的確，在別人的印象中，這些年輕人生下來就處在“飽食”時代，對於剩點飯菜甚至仍掉食品什麼的不當一回事。但是，看到他們對饑餓和貧困問題也那麼關心，真的是令人高興呀！正是這些年輕人，雖然他們沒有到過那些貧困的地區看看，甚至是在聽到評論家對貧困問題的評論時也會犯困提不起興趣，但只要他們能到那些貧困地區看看實際狀況，再認真聽取那些與現場氛圍一致的、具有鼓舞人心力量的人在演說，就會被感動。
參加聽課的學生中有很多人發出這樣的感慨“這樣的課改變了我的人生”、“是這個講課從根本上改變了我的觀點”等等。事實上，就是在這些聽過課的學生們中間，有不少人在第二年就到了非洲和亞洲貧困地區去做志願者了。還有的學生，為了畢業之後能夠幹一番事業，到英國接受為期一個月的援助愛滋病活動培訓。
常常聽到對年輕人這樣的責難，說是“現在的年輕人呀，，，真是，，，”，我以為事實上並不儘然，反倒認為“現在的年輕人是值得信賴的呀！”。也許無法想像，現在的學生們身上的確存在著這些閃光點，遺憾的是，大學和社會又很少給他們提供展示這些激情與行動的機會。
儘管有的學生對貧困問題，包括對歧視殘疾人、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以及全球環境問題的態度比較漠然，但大多數學生還是抱有極大的興趣去關注這些問題的。遺憾的是，在大學裏，像這樣激勵學生們熱情、吸引他們的課程和實習太少了。採取什麼樣的方法，適應學生們的要求，因勢利導地延伸和提升他們的積極因素，在如今的大學裏，很少有人願意對這些課題加以探討和研究。我提出要這樣去做，並不意味著是要迎合學生。因為，不論在什麼時候，學生們對時代的變化和訴求都是敏感的，所以，必須儘快適應他們的變化和訴求，提出科學對策。
實際上，不能夠隨著時代變化而作出相應對策的，不僅是教育工作者和大學的相關部門，還包括許多的社會組織。我認為，成年人在發出
“真不瞭解年輕人的心情，他們對什麼也不加考慮”的埋怨之前，必須先充分瞭解年輕人的本質和時代的變化。至少對我來說，讓我思考、讓我感動的學生們有很多。假如這些學生們只占學生總體的5%，那麼，我們先去瞭解其中的五個學生，再由這五個學生擴大影響到另外五個，就這樣持續地、漸漸地去影響，最後不就擴大到全體學生了嗎？
我很關注環境、貧困、高齡化、殘疾人、社區活動等，對援助學生們的自主活動也很關注和支持。可以說，為了給這些學生、地域內的居民以及留學生提供彼此協作的機會，我是殫精竭慮操碎了心。我還拜託與我想法
不僅是大學必須進行這樣改革，有的地方計畫從小學就開始改革了，比如他們嘗試利用綜合學習課的時間開始講授關於甘薯的知識。雖然，這種針對小學生講課的做法還只是剛剛開始，但是，通過這樣的方式，我們可以看到學生們樸素無華的面孔，他們也很樂意接受這些新的方式。
在這種情況下，我看到孩子們的神態和姿勢時，不禁從內心感慨到，從本質上來說，眼前的孩子和半個世紀前的孩子也沒有什麼變化。“孩子畢竟就是孩子”，能夠有這樣的看法而發出會心的笑容並體現在言行之中，實在是令人十分高興的。有時，我在講課的時候也會感到驚訝。
事前，我曾經就孩子們對甘薯的瞭解問題作過調查，調查結果都在被用在了講課時的資料以及新聞之中了，這個原始素材都被網上採用了。
如今，大學很重視資訊倫理和資訊操作基本技能的教育了，不過，我要說的是，根據目前小學校的現狀，必須從小學生就開始進行資訊操作基本技能方面的教育，而大學也必須從現在開始，為將來小學生進入大學之後開展資訊操作基本技能方面教育做好相應的準備工作。
這個經驗是基於“教育的現場與家庭的親情是否十分吻合”問題的思考。現在，迎合孩子的社會環境和價值觀發生了很大變化，面對包括網際網路在內的整個社會環境也在發生變化，而整個教育介面對這些變化時必須考慮問題的是，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手段，在倫理、價值觀的判斷、利用方法等方面來開展教育。關於這一點。連教師和家長都注意到了，可是，仍有很多地方並沒有很好地適應這個形勢。可以說，現在教育上必須改革和改善的問題是堆積如山。
生存環境如果發生變化，生存方法就必然要跟著發生變化。周圍的氣溫、濕度等如果發生了變化，生物在這個環境下個體的機能也會變化，比如，仙人掌之所以能夠在高溫少雨的地域生長，就是因為它的機能能夠與那裏的環境相適應。如果說得嚴重一些，實際上，與此相同的變化也發生在小孩子身邊，只是許多時候並沒有被大人們觀注到。而關注不到這些變化就很難做出合適的對應。
兩年前在千葉大學攻讀完工學碩士的T君是個胸懷大志的學生。他不願意到別人的企業去打工，在校期間就想在大學附近創辦自己的企業，那時起，他開始對學校附近區域的六十歲以上的老人講授電腦的使用方法。學校附近的老年人很想和自己的孫子發送郵件什麼的，可是苦於不會操作電腦。他聽說這件事情之後就主動承擔起電腦講師的任務來了。他的願望就是讓大學周圍的學生和居民之間，建立起一種超越代溝局限、彼此熱情交流對話的和諧氛圍。
T君很善談，表達能力強，加上不時插入的幽默，課講得通俗易懂很受歡迎。剛來聽課的人都這樣評價他，我見到他的時候聽課的學生已經是很多了。
換個話題來說吧。千葉大學現在每年大約有2400個新生入學，他們心潮澎湃的想著“一定要努力學習專業知識”、“一定要盡情享受大學生活”。儘管他們心目中的大學生活是各式各樣千差萬別的，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在使用著電腦。毫不誇張地說，手機和電腦已經成了大學生的必需品。
高中時期就有很多學生使用手機了，沒想到剛入學的大學生就有那麼多人使用電腦。現在，在千葉大學一入學就到學校的消費合作社購買電腦的新生超過了一千人。以這些新生為物件開設了電腦入門課程，T君就被推選來給他們講課。
他召集二年級以上的學生勤工儉學，把他們集中起來，由他負責培訓。培訓合格之後就成了講師，這些學生再去教新入校的學生。他們都跟著T君的方法學習成了講課高手。這個入門講座是每週一次連續數周，授課之餘，附帶地就在學生講師與新生之間營造了一種快樂的氛圍，他們的這個活動圈子屬於那種完全超越學部界限的、後輩與前輩直接交流的一個大平臺。
我覺得，那些事情，校外講師在講述世界貧困問題的時候也講到過的，但是，大學的老師卻很少跨進這個電腦入門教育的課堂。T君今年二十九歲，但已經是NPO的理事長兼一個相關公司的社長了。據說他每年電腦網路商務貿易額都達到數億日元，他可以說得上是千葉大學二十多歲的企業家的代表了。連我這樣的人都被深切地感到“是啊，他這樣地去做事，他的商務怎麼能不發達呢？”就我所知，千葉大學出身的三十歲左右的企業家有十多個，都是從年輕時開始創業，他們不把積累資金當作第一要務，而是首先確立起獨立的人生理念和目標。
學生與校外的人包括年輕人和老年人、企業家和官員等之間在觀念意識上的壁壘之所以能夠輕易地被跨越，就是因為網路化的緣故。
T君這樣說過：“在大學附近搞商務活動，忙的時候可以雇到一百多個學生來打工，這些學生中有的人具有超群的意識和企業策劃能力，能夠創造性地開展業務。可是，這樣的學生卻在求職場上找不到中意的公司，許多人就成了自由打工者。反過來看，那些創造力和企業策劃能力平平、墨守成規地做著定型式工作的學生，卻被大企業內定為優秀者而順利錄用。”
如今的社會，大概是缺少一種接受那些在意志力、創造力和企業策劃能力等方面都很強的學生的氣度和素質吧。為了日本的未來，我們必須思考這個話題。
此外，學生會裏有一個組織，負責大學校內自行車的存放問題。千葉大學裏騎自行車上學的人很多，僅西校區就有六千多輛自行車存放在校內，有的是已經畢業的學生留給下一級學生用的，這樣一來，怎樣合理地存放自行車就成為一個問題擺在面前了。的確，我就看到過那些破舊的自行車雜亂無章地到處堆放著。
像自行車這樣的物品，對它的所有權的處理可不是那麼簡單的事。無論是多麼破舊不堪的自行車都不能夠隨意地處理或當做垃圾回收利用。要調查清楚每一輛車的主人，充分瞭解他們對車子的處理意見，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而這些工作就是由學生們做的。他們所屬的志願者組織來負責自行車回收再利用，他們把解決自行車問題與思考迴圈型社會、地球環境、世界貧困等問題放在一起，視野變得很廣闊，可以說是透過地區看到了全球。這個組織發表了題為《自行車與公共政策》的論文和活動報告書。我期望著，在不遠的將來，一批社會企業家、NPO、NGO的領袖人才能夠從這樣的學生中間脫穎而出。
在千葉大學裏有一種授課方式叫做“學生授課”，比如，剛才提到的那個自行車再利用組織，他們策劃和運行的《自行車與公共政策》修養課目就屬於這一種。他們這些人都屬於志願者或是什麼活動小組的組織，這些組織的實質，與體育部所代表的“縱向型組織”是很不一樣的。
這個“縱向型組織”的特徵在體育部最為典型，在強勢人物的指揮下，只要他發出“向右看齊！”的口令，該組織的全體人員就會立刻聽從。但這個“平面型組織”正好相反，他們不會採取這樣的方式交流。
我之所以比較偏愛這個“平面型組織”，是因為在這個組織裏活動的人都有獨立思考與行動的能力。如果指揮者下達了強行命令，只要組織裏的成員自己沒有理解就不會去執行，也不會機械地上傳下達，不會採取簡單服從的方法，而是會默默地離開這個組織。也許，習慣了傳統的“縱向型組織”馴化的人是很難接受“平面型組織”裏培養出來的人吧。
考察一下那些缺少合適領導者的企業和機關單位就會明白，“縱向型組織”往往缺少一種柔性，不僅很難在組織內部得到或報告出有益的資訊與好的建議，而且會導致對整個組織的不測之事和犯罪自律能力低下。當然，這些屬於企業素質的東西都是很容易被隱瞞起來的，最近出現的一些企業的不測之事就是證明。
像這樣在企業素質上與“縱向型組織”有明顯差異的是“平面型組織”。“平面型組織”有很多，它們之間的聯繫已經是網路化了。我在學生時期，為了改變虛弱體質而參加的“空手道”就屬於這種“硬梆梆”的“縱向型組織”，但是，要想真正做一個自律自強的人還是在“平面型組織”為好。在具有上下級關係的“縱向型組織”裏，你只要不去違抗上級的旨意，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如果你直率的意見和建議能夠得到上級的聽取與採納，那麼，你就會在這個組織裏發揮力量。
而在“平面型組織”裏不需要這樣。在這裏，你帶著問題獨立去思考、去解決，並且要堅持下去，還要承擔一切責任，要充分認識到實施過程中的可能遇到的困難與問題。這些都是與“縱向型組織”大不相同的。
當然，在“平面型組織”裏也有領導者。與“縱向型組織”不同的是，這個領導者的位置並不重要。如果不具備人格魅力，那就留不住人才，這個組織就會崩潰。從這個意義來說，“平面型組織”往往追求的就是人性化和個性化。
在“平面型組織”裏，包括領導者在內的每一個人，自己的人生價值與他人的人生價值相吻合，通過與他人的關聯來確認自己的思想，再進一步明確到更廣泛的社會意義上去開展積極的活動。我看到在這樣的組織裏一些有出息的人才不斷在湧現出來。
那是2007年的事情了。聯合國環境計畫署（NUEP）的相關組織（TUNZA）在千葉大學召開與地球環境有關的學生會議，他們先是諮詢這裏是否要成立一個現場委員會，很快，我就與校內的小組和志願者組織即我在上面所說的這種“平面型組織”的學生們商談，結果，很多學生立刻舉手表示“我們來做”。
有了這麼多想做這件事的學生，我心裏自然是很高興的，可是，也有幾分擔心和不安。對於學生們的熱情我是很理解的，可這是一個完全採用英語的國際會議，我擔心他們能否運行好。這次會議內容很多，不僅有會議室內的報告會，還有校內外的參觀活動以及歡迎會等。然而，我的擔心成了杞人憂天。現場委員會的學生們在這次會議上共接待了包括來自韓國、中國、蒙古的三十多個學生以及其他大學的二十多個學生一共六十人，他們與日本其他大學的代表團學生一起，圓滿地完成了這次會議的運行。
當然，這期間也得到了學校年輕教師員工以及附近居民志願者的幫助。學生們在這次會議中的運行措施得到了該組織的上級——聯合國環境計畫署負責人的高度評價。
這件事使我想到幾十年前我的學生時代，深切地感到“如果是那時的我，是肯定做不了這樣的事情的”。我不禁為二十歲左右的學生能做出那樣成功的事情而讚歎不已。
前面，我對開設電腦課程以及妥善解決校園內自行車堆放問題的學生們作了介紹，實際上那個時候的學校當局，對包括這些學生在內的志願者們所進行的活動，幾乎沒有多少資訊收集和回饋。就我個人而言，是在做了校長之後才知道還有那麼多優秀的學生。
這些優秀的學生們的活動並沒有對那種“十年一日麻木不仁”的大學授課方式起到什麼刺激，講課的人對他們的言行興趣不大，學校裏的評價也不高，他們畢業論文的得分充其量只是一個平均值，有的老師甚至認為這些學生的活動與他們所學專業和研究室課題不靠譜。這樣一來，有的學生就被留級了，雖然這只是極少數。
但是，就是這些學生，對日本足球前教練奧希姆那樣的人所說的內涵豐富的話，都是傾注了極大的熱情並且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行動之中的。他們滿腔熱情卻因為學業成績不佳，並沒有得到大學和教師的好評。
所幸的是，我就任校長之後，在授課和研究指導等方面與他們都有了新的接觸機會，使他們的“魅力”得到了極大的發揮和延伸。
這一點，在上面講到的那個環境會議已經得到證明。在會議開始前一個多月的時候，我因為擔心會議的準備工作進展情況，就把有關人員召集到校長室開會，來了十多個學生，我看到有兩個學生好像無精打采似的。所以，我當時就對他倆給予了嚴厲地批評。結果，他們重新振作了精神，充滿了信心，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行動之中。
會議結束後，我和那兩個學生在一個小酒館聚會時很高興地談起這件事來。我說：“那天，我對你們批評嚴厲了，很抱歉。”說著，我就去給他們倒茶。他們笑著回答說：“沒有的事呀，正是校長的話才把我們激發起來了的”。幾個月以來，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他們在明顯地成熟，看到這樣的年輕人在成長是教育工作者最高興的事情了。
如果按照傳統的縱向型社會的價值觀來看，就很有可能會對這樣的學生打上“不行”的烙印。在縱向型社會看來，優秀生的概念是在老師和前輩面前亦步亦趨唯命是從。我並不全面反對縱向型組織，因為這樣的組織裏也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但是，它並不代表社會的全部，平面型組織裏也有很多長處，最近，在這個組織裏感覺良好的學生不斷增多。
有一個錯誤就是，
最近，一些圍著孩子轉、讓他們“足不出戶”的家庭在增加，面對這樣的情況，有的老師想去家訪也救不了那些足不出戶的孩子。“一定要去學校呀”、“你的小朋友很想和你在一起呀”等等，老師們儘管這樣去勸說，但他們完全明白這樣做是無濟於事的。
那麼，最有效的辦法是什麼呢？唯一的就是讓他們和同學在一起，在一個不是縱向型而是平面型的組織裏，彼此之間有著共同的煩惱和志趣，當然，即使在那裏，家長們也還是不能撒手不管。
“學生們的這種心情果真被學校和學科理解了吧”，我從學生們熱情洋溢的氣氛中聽到前足球教練奧希姆先生和大黑摩
經歷了這樣的事情之後，我就把那些在志願者活動和課外活動中表現突出的學生和組織，與那些學業優秀的學生一樣對待，也給他們頒發“校長獎”，每年授予二十個。從大學的立場給他們以高度評價，在學校內外廣泛宣傳以表示對他們的聲援，激勵參加這些活動的學生們，這樣做，也意味著是對剛剛參加這些活動的學生們的一種助威。
縱向型組織和平面型組織在速度和效率上也存在很大差別。縱向型組織的特點是快速和效率並重，在這個組織裏說起話來就像發佈命令似的“立刻去做”、“迅速回答”，而行動卻是慢慢騰騰的。這種辦事風格的人最容易成為攻擊的目標。
而平面型組織並不強行要求速度與效率，無論思考多慢也沒有誰會責怪和批評。平面型組織裏的成員都知道，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實現目標，就必須經過周密思考，在理解和弄明白之後再去行動。平面型組織裏的學生，只要在這個組織裏找到了自己的價值觀，就會如魚得水，遊刃有餘。這個時候，不需要誰來催促，速度都會迅速提高，這是一種高效率的工作狀態。
有很多的學生，由於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使工作變得很愉快，心理也很輕鬆沒有什麼壓力。他們帶著對環境問題、貧困問題、援助愛滋病患者等各種各樣難題的關注，在這個平面型組織裏盡情發揮著自己的力量。
我作為校長參與了許多關於和地域居民開展交流活動的策劃，而實施這些活動的主力軍還是平面型組織裏的學生，正是依靠他們才建立起了學校與周邊地區各種友好的關係。
在大學周邊不僅有許多的學生（租用房）宿舍，而且，這些地域的居民也引以為傲的把大學稱之為“我們社區的大學”，這樣一來，區域和大學之間在社會性和文化性方面就構築起了牢固的關係。我希望在生育率持續低下、大學入學者減少的景況下，大學和地域之間能夠像這樣得到共同和諧的發展。
我本人的目的是想讓大學和地域之間建立一種深厚扎實的合作關係，也不斷有機會和“社區俱樂部”的學生會談。這個“社區俱樂部”的學生經過獨立思考，向當地的商業街區提出要策劃一個“百葉窗連環畫劇”活動。這個創意提案就是利用商店的百葉窗做畫板，畫出一幅幅圖畫，像連環畫劇那樣展出，具有邊走邊看的功效。這樣一來，無論是商店開門前還是關門後，路過的人們都可以看到這些畫面，從中得到一種愉悅。這個創意，可以成為這個街區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使街區變得充滿活力而被廣為人知。
事實上，在採取了這個創意之後，它的效果就被街區的人們認可了。他們紛紛說：“這是和學生們一起搞起來的呀！有那麼多優秀的學生，請你們多多表揚他們！”
後來，在這個創意活動的啟發和帶動下，又開展了一系列繁榮商業街的活動，比如手工作坊商品區等。與大學教師相比，這裏的居民更喜歡直接與學生們打交道，學生們也感到，在和居民們交往的過程之中更能發揮自己的能力。
在千葉大學，像這樣的街區活動還有很多，有一個組織最出名叫“水果糖”，他們和商業街一起，在重要的節假日期間搞了一個“夜燈”活動，吸引了眾多的男女老少前來觀看。這個活動不僅得到了商業街的讚譽和歡迎，一些自治團體和企業也都紛紛提出委託，請他們過去策劃這樣的活動。
這個組織的領銜人物是位女性，兩年之前她碩士畢業了，如今仍在繼續做著這件事情。從2008年4月開始，開設並主講了一個修養課程叫《咖啡製作一、二》，課程的宗旨據說是“讓身體比大腦先行一步，從感受到的部位出發去快樂地創造，啟動自己的個性，去培育密切的人際關係”。開課之初有一百五十人希望參加，但為了控制在適當規模範圍內就減少到了五十人，這也是很辛苦的。前些日子，我看到了聽課的人寫的報告，內容充滿了感激之情，說是通過聽課，學到了從“思想”轉化到“行動”的本領和技能。
大學裏還有很多其他的志願者組織，都是優秀學生們參加的。單是介紹這些組織活動的內容就可以寫成一本厚厚的書。
我就任校長以來，就把貧困和環境問題作為一個全球性問題與平面型的志願者團體和學生們一起思考、探討，也經常開展一些活動。解決全球性問題需要採取地區性觀點，反過來，解決地區性問題也要有全局性觀點。
比如，在思考全球環境和溫暖化的問題時，地區性的問題如垃圾處理問題就是一個很大的課題。我就經常看到他們在一種快樂的氛圍之中把這些難題給解決掉了，還常常採取一些行動，感覺他們都很有出息。
對大學生特別是大三、大四的學生來說，最重要、最現實的問題就是就業。有的學生在這方面的活動就突破了傳統的“找活做”的理念，實際上，有的學生並不滿足于那種形式上的“找活做”，他們根據自己的感覺提出優先就業的建議。比如，不少的志願者就去發行那種與就業相關的內部雜誌《吸引人的職位》，在那裏，學生們可以直接感受到畢業生工作的現場，聽到他們的聲音，把學生們的注意力吸引到那裏去。可以對今後想就業的人直接採訪，聽取他們最關心的問題，傳遞學生們最切身的問題和資訊。
《吸引人的職位》雜誌屬於免費贈送，就放在消費合作社的一旁，反應還不錯。由於包括印刷在內的製作費用都必須由廣告費負擔，所以，包括廣告在內的業務還是很繁重的，所載的文章、版面設計也很接近普通雜誌的水準，這大概也是得益于學生們的大力支持吧。我也接受過他們的採訪，對採訪人和編輯那種認真的態度印象很深刻。
這樣的學生，在制定企業規劃書、採訪、編輯、行銷以及編制事業報告書等系列活動中積累了許多經驗，在工作中，他們與社會人交流，切實感到有一種對所做的工作加以認真說明的責任感，自己也作為一個社會人為夢想的實現而奮鬥著。
如果一個人，畢業之後就在一個公司裏像機械一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重複工作的話，那麼。他想要跳槽也是合情合理的。學生們中間有願意跳槽的，也有不願意的，這就需要清楚地瞭解他們的不同之處，因人施教，使他們都能夠成為具有適應社會的意志與能力、能勝任工作的有用之才。這是對包括大學在內的整個社會的要求。
我在園藝學部做教員，三十年以來的生活常態就是和研究室的學生們相處，對他們的實際狀態還是很瞭解的。所以，儘管三年級後半學期的學生與一年級或二年級生之間的差別很大，但從他們在研究室內的表現以及他們對課外活動、志願者活動的態度來看，我對他們之間的差別倒沒有什麼太多的擔心。
在研究室裏，導師需要對研究生在畢業設計、、課題研究進展與成果、研究室相關活動的參與等方面進行不公開的評價。現在回想起來，研究室的人員就是在平常，也有很多人在志願者活動中表現很活躍。
在志願者這樣的平面型組織裏活動的學生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網路活動很豐富活躍。那位女性是策劃免費就業雜誌《吸引人的職位》的核心人物，她的網路活動領域之廣實在令人驚歎不已。
當我對她的活動讚歎道“現在還有這樣的事”的時候，就有人不斷告訴我：“那個人不錯的，有那麼多社會關係，還有個這麼好的組織。”
我想，像她那樣活躍於平面型組織的人，積極投入到人際交往圈的意識一定是很強的。加入到這個組織裏的人，不僅是為了能夠學到技術和能力，得到技術資格和金錢，更主要的是充分利用這個舞臺，有助於自己成才。這就是他們開展活動的一個特徵。在參加這些活動的人中間，有的是為了支付志願者活動所必需的資金才去打工掙錢，也有的是兼顧志願者活動和打工掙錢養活自己。
最近，為了彌補伙食和交通費的不足，有的地方給志願者發放類似于感謝金的小錢，叫做什麼“志願打工”，這種現象好像在增多。
打工的形式也有好多種，都是根據市場需求而變化的。在小商店裏打工空間局限性大，有點像手工作坊，在大公司裏打工，由於工種多，需要的人才也多，可以接觸到各種各樣的人。即使打工的場地不大，接觸不到那麼多人，也可以透過這個視窗窺見社會上積極的一面。這也是極為寶貴的經歷。
因此，打工的經歷就變得很有意義了，使志願者與單純打工者之間在動機上沒有什麼區別了。他們之間有著共同的目的，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自願服務社會，幫助貧困人自立”。這也是他們行為的原動力。
就任校長以來，我多次和這樣的學生接觸過，現在，這些都成了我的寶貴財富。我所能做到的就是，代表大學對這些學生表示感謝和鼓勵，同時，期待著更多學生踴躍參加這些活動。在與學生交往方面，我的原則是“來者不拒”。因此，在任職的三年時間裏，我接觸到的學生特別多。
前面介紹過的那個“聯盟運動俱樂部”，有時，他們的成員就在我這個校長室內一邊吃著晚飯一邊開著會議。有一次，會議上提出一個議案，“以附近居民為對象，以室內足球為主要活動項目，召開一次聯歡大會”。這樣的活動對他們來說還是第一次，沒有經驗，需要好好討論。我對他們開展這種旨在融和大學與地域關係的活動表示非常贊成並且鼓勵他們說“這是一個很有創意的活動，學校大力支持！”同時，我還把一個能夠具體商談的人介紹了過去。我因為要在活動舉辦的那天晚上去新瀉縣出差，所以，我在活動當天下午一點鐘做完大會致辭之後就急忙奔向最近的車站乘車，再去趕乘東京發往新瀉縣的新幹線，所幸的是總算緊緊張張地趕上了車。
雖然說，一校之長的工作是非常之忙，但是，切身地接觸和感受學生是從事教育所必須邁出的第一步，這就需要花一些時間。當然，不是說我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討論和解決這些問題上了。但每次我都是認真聽取他們對意見，一起來思考，介紹一些團隊和組織協助他們共同解決問題。
也許是我秉承“不怕麻煩，不拒人門外”的風格和作風有些過頭了，致使各種各樣的學生都來到校長室訪問。當然，除了校長室，他們還到學生部、教育理事、學生交流員那裏去。大學就是要支援學生們的自主活動並對他們寄予厚望和鼓勵。在學校這樣的態度下，學生們才能夠帶著自覺性和責任感去參加活動，才能夠健康地成長起來。
平面型組織的網路在其他大學也得到了推廣和擴大，倘若這樣的組織出現很多，就會使大多數學生的觀念得到很大改變。千葉大學在2006年6月召開了一次志願者社團骨幹成員交流大會，出席會議的就有三十五個組織、一百餘人。
2007年，NHK主辦一次“機器人國際大賽”（大學機器人），他們確定要推舉千葉大學作為日本代表隊參加比賽。為此，必須研發製作新型機器人。但是，製作資金出現了困難，使大家發愁。學生們就把這一實際情況在網上發佈出來了。我覺得，這一次學校被推薦為參賽代表是很難得的機會，所以，對這件事情的支援，需要的不是親情似的“父母之心”，而是“校長之心”。
因此，我決定請工學部和學生部在資金上給與一定的援助。學生們聽到我作出這個決定的時候喜不自禁，看到他們很感激和高興的樣子我也感到十分愉快。比賽是在八月的炎熱季節，我特意趕到東京代代木大賽會場為他們助威。對學生們的奮鬥和合作進行援助，這真是一件令人稱道的事。
有的組織為了參加國際汽車拉力賽而日夜奮鬥。通過參加這樣的活動，他們得到了在學校和課堂裏得不到的寶貴經驗，對他們的成長非常有幫助。
雖然是志願者組織，但有的公司集團卻把它作為大學運行和教育中的重要一環列入到正式的位置之中。在千葉大學裏，以教職員工及其他合作夥伴為主，共同開展了“學生主體環境經營系統的構建與應用”活動，活動的組織者是《環境ISO學生委員會》，這個組織成員有200多人。這個組織的發起人、活動的起步以及推進都是倉阪秀
這個活動所取得的成果是，在2007年大學裏有四個校園獲得了《ISO14001》認證。《環境ISO學生委員會》的活動主要有：以節電、節氣、節油以及減少CO2排放量為主要內容編制環境報告書；以教職員工和學生為主要對象舉辦研修會；委派內部監察委員實施各個專案；編發郵遞週刊雜誌和《環境ISO通訊》；製作和張貼節水節能的宣傳品等等。2008年3月，他們把四年來的活動集結成冊，以報告書的形式發行，並且舉辦了發行紀念研討會。
以教職員工為主體實施了光熱水節減專案，這是這個活動內容的組成部分之一。從專案開始進行到2005年7月的結果來看，與2004年相比，CO2排放量、能源消耗量（電、氣、油）、水耗量和光熱水費分別減少了14%、6%、24%和8%。
活動的重點是西校區，CO2排放量、能源消耗量、水耗量分別減少了22%、13%和34%。如果這個活動持續下去的話，到2010年的5年間，CO2排放量可以減少到30%以上。
按照京都議定書，日本從2008年到2012年的5年間（即第一個遵守年限），全球溫室化氣體排放量比標準量（CO2以1990年為基準）消減6%。千葉大學在上面所說的兩年時間裏CO2排放量就減少到14%，遠遠超出目標值。
這個活動被正式列入了授課內容之中，而且，凡是在這個活動中連續堅持三年的學生都可以拿到大學頒發的“環境企業經營管理師”證書。通過這個活動，我們看到學生們拓寬了視野
，激發了動機，提高了技能 。參與這個活動的學生，在包括環境保護實務在內的企業策劃、運行、交涉以及文書製作等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學生們的活動得到了本地環境NPO和市政部門的協作，他們開展了一系列的活動，成效顯著：把校園裏落葉製成堆肥的倡議和做法得到了當地町內會議的贊同並頒佈實施；召開《千葉環境研討大會》；從大學附近的車站到校園的道路，實施“花園工程”，用花草把街區道路裝飾一新；還通過召開環境交流會、演講會、地區聯絡會等形式實施有關活動。大學內的生活消費協會、福祉協會、理髮店、文具店、小賣部等也紛紛協助參加環境保護活動。這些學生作為地區和學校裏認真做事的人在網上廣為人知，他們也在學習別人的過程中不斷成長。順便說一下，2007年的環境ISO活動還獲得了《環境經營優秀獎》和《第十一回環境報告書獎、》等。
根據我迄今為止的經驗，我認為，為了提高對大學學生和志願者援助的效率，必須對大學的教育組織進行大幅度地改革。基於這樣的思考，千葉大學想在成為一個尊重學生立場、學生觀點、學生自主性並給他們以援助的大學的目標上先邁一步。
二十一世紀的社會，正在從金字塔型組織的社會向平面型和網路化社會轉移。二十世紀社會，以金字塔型組織形態的政治、行政和產業為主導地位，二十一世紀社會，平面型和網路化組織的市民、NPO、NGO，在行政、產業方面都擴大了合作。政治、行政和產業都接受了市民的參與，他們開始合作的活動內容包括環境、貧困、災害和歧視等問題。2008年在洞爺湖召開的七國集團首腦會議就是這個行動的實例。
像這樣的行動，在地方自治體、國家、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規模和級別。我認為，一個人，要想在一個由多樣化成員構成的二十一世紀社會裏充分發展自己個性，使人生過得有意義，對社會作出貢獻，就必須在學生時期，通過參加志願者活動形成自己的價值觀，提高行動力，這一點很重要。
大學自身也希望能夠成為一個由教職員工、學生、市民以及合作者組成的二十一世紀社會的樣板。為此，我們就必須學習怎樣去構建地區、國家、世界各個級別的管理組織。
如果我們能夠讓學生在校期間就掌握這些知識和素養，他們在畢業之後就會順利地走上產業、行政和政治的道路，社會也會變得健康。我就是抱著這樣的想法認真履行著校長的職責的。
然而，這樣的想法對於習慣於金字塔型組織形態下思維傳統的教職員工來說，恐怕是不易被理解的。
從個人角度來說，我認為，活躍于大學平面型組織裏的優秀生們都希望突破現實社會傳統觀念的束縛，在二十一世紀社會裏充分展示自己。
近來，在大學生就業上變化最大的一點就是與過去相比，畢業的學校背景所具有的意義不一樣了。現在的就業活動一般都是先向企業投檔，填寫求職登記表，但是，在這個登記表上，很多公司沒有“畢業學校”這個欄目，而過去的就業考試有的就是按照《大學指定學校制度》進行的，不是某些名牌大學畢業的就不許參加考試。這種歧視現象是制度造成的。現在，許多企業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去錄用新人。
過去，有的人或組織能夠頻繁地去訪問公司的OB、OG，現在就少得多了，原因之一就是有了“個人資訊保護法”。如果是過去，大學同窗會名冊上會有在籍企業的名字登記在內，而現在就必須通過本人同意才可以。最先發行同窗會名冊的大學從自己做起遵守這個法則，使過去那種現象就大幅減少，要想獲得這些資訊，就再也不能隨意地採取“以OB、OG為突破口”的戰術了。
基於這種狀況的考慮，從2007年開始，為了用網路的方式收集在校生和畢業生的資訊，千葉大學SNS（社會網路系統）設立了《Curio》。這個SNS的特點是參加者限定在大學組成人員和畢業生，而且明確是本人。它的宗旨就是建立一個由就業公司、學科、學部、小組以及志願者組成的共同體以便更好地交流。
就我所知，雖然現在的就業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可是許多的家長還是希望孩子能到知名企業去就職。有不少的學生在大三時就開始了就業活動，有的企業還迫不及待地內定了大三的學生。有的學生因為自己的學友被企業內定了，自己的心態就很焦躁。也有的學生到大四了仍然還沒有確定要去就業的單位。本來，就業應該是大學生活最後時刻的事情，現在已經大大前置了。他們總是忐忑不安地想著自己是在大三末期還是在大四初期能夠收到內定通知書呢？
有一些家長到大學來說：“我家的孩子就業的事怎麼樣了呀？”“請大學援助孩子的就業吧”。這也可以說是家長最近的心態吧。我覺得，家長是不應該把大學當作就業的“預備學校”的。
本來，大學的任務第一是教育人，第二是教授專業知識，在此基礎上再去援助他們就業。這個宗旨是不能忘記的。大學第一個義務是把學生培養成對社會有用的人才，援助他們設計自己的未來，開創自己的人生。當然，就業援助是這個義務中的一環，也必須全力支持。
就業單位很重要。通過就業活動去感受社會也很重要，需要注意的是“人生的最終目標在哪里？”、“就業單位與自己人生最終目標的關係是什麼？”這些意識是不可以淡化的。我對公司牌子、個人地位、經濟收入等不感興趣，很在意自己的人生價值、生活方式和人性，朝著自己理想的人生目標前進的願望很強烈，不去想那些名利什麼的。所以，我覺得，把公司牌子與就業活動聯繫在一起是無意義的事。
上邊那些家長們的話，只是表達了他們的一種心情，他們的意思是想讓孩子“去大企業就職”、“去名牌企業就職”，我建議，這樣的想法還是改變一下為好。
在我這樣年過花甲的一代人看來，高中生和大學生就業的單位還是那些“厚重長大”的企業最有吸引力。想去鋼鐵、造船、機械製造那樣的大企業就業的人氣指數名列前茅。此後是證券、銀行這樣的金融業。在這些行業就職的人，大多數是到了50歲之後開始轉行或退職。在人均壽命85歲的日本社會，對於一般的日本人來說，60歲左右從公司退職這件事對自己的人生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要想做到自己的一生目標遠大、充實而幸福，重要的是從年輕時就抱有矢志不渝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人生的最終目標就像是引導自己前進的遠方的星燈，這個時候，可以信賴的不是地位官銜那樣表面的東西，而是人生命深處的光輝。
一般說來，人氣企業的“活躍壽命”比“社會人的活躍壽命”要短。十多年前，日本經濟的支撐企業由“厚重長大”型開始向電腦、通信等為代表的“輕薄短小”型企業轉換。如今，即使是“輕薄短小”型企業之間的差距也在不斷擴大，一部分的“厚重長大”型企業的業績也每況愈下。所以，時過境遷，眼下已不是那種輕易可以得出什麼“這個行業很好，這個公司很有前景”結論的時代了。很重要的是公司的理念、目標和業績與自己的理念和目標要相一致。在哪里做事姑且不管，能否度過充實有意義的一生才是最重要的。
能夠表現這種人氣企業變化的是體育團隊的家族型公司。以棒球為例，昭和二十、三十年代，以國鐵（國營鐵路）為主的西鐵、阪急等鐵道公司成立了許多的球隊。東映、大映這樣的電影公司也是家族型公司，由於本行業不景氣，球隊也就隨之被放棄掉了。籃球、排球也是一樣，冠以纖維、化工品牌的球隊也都一個個更換了冠名。這不僅僅是短期和中期目標的問題，對於一個擁有長遠人生目標的人來說，即使他所屬的球隊或公司發生了變化致使不得不離開那裏，但仍然不能夠失去自我。
這是我在就業問題上對學生們談到的話。也就是說，人氣企業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所以，最好不要以今天這個企業人氣好不好、業績高不高作為選擇企業的依據。相比之下，還是要尋找那些與自己人生目標密切相關、自己又熱愛的事情去做才是最好的。也有的家長聽到我這樣的話之後反駁道：“這不是大學對學生就業援助不熱心了嗎？”
在這個問題上我想說的是“自己對人生的價值和目標在哪里、喜歡什麼、想做什麼等問題是否反復地不厭其煩地思考過？首先要從自己的身體狀況出發再去用心好好考慮這些。”這些都是經驗的總結，也是我的人生觀。
園藝學屬於農學的一個分支，我想學習這個專業。我是1963年考入千葉大學園藝學部的。那時的日本，與農業相比工業具有明顯的優勢。農業開始走向夕陽產業，水稻占主導地位，畜牧產業出現了新的分工，園藝業規模縮小了，在小規模的園藝領域中，果樹和蔬菜的比重較大，花卉專業和環境專業規模也在縮小。也就是說，我所從事的設施園藝環境領域是縮小又縮小了的專業。
經過了四十五年，現在的園藝專業已經發展到和水稻、畜牧等量齊觀的規模了。從食品保障、環境保護到整個農業，社會開始重新認識了它們的重要性。然而，這並不是我在四十五年前選擇“設施園藝環境專業”的原因，因為，那個時候並沒有預測到會有今天這樣的規模。1980年下半年，正當設施園藝領域發展進入快迅軌道的時候，我已經開始轉向研究更小範圍的種苗生產領域，而且研究地區從日本轉移到東南亞了。我之所以鍾愛這不起眼的事情，用愛心珍惜對待，是因為這些事情與我的人生最終目標有著密切關係。
“環境”也是一樣。現在，環境的重要性已經被大多數人所認識了。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四十三年前，我攻讀“園藝環境學”的時候，還沒有哪一個研究領域在其學科名稱上使用“環境”這個詞，甚至是包括農學系和生態學系也沒有使用過。
最近，無論是工學系、社會科學系還是醫學系的研究領域都在經常使用著“環境”這個詞。現在，“環境”的概念已經涵蓋了從溫室環境到地球環境、從物理環境到社會環境的各個方面，“環境”作為一個詞語已經被普及到整個社會生活之中了。人們認識到，如果失去了良好的環境，環境變得惡化起來，人就無法快樂地生活，所以，很多的人開始關心起環境保護與改善的問題了，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在實現自己人生最終目標的過程中，選擇了“園藝”和“環境”領域，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取得了今天這麼大的成果。這讓我深有感慨，那就是：“只要你自己喜歡，就不要介意社會怎麼評價，要堅持不懈地做下去”。要想成就一番事業，除非擁有特殊的才能之外，總是要經過十幾年的艱苦努力才可以。開始的時候，誰也難以斷定十年之後會發展到何種程度，而且，今天的進展也說明不了今後十年的狀況。因此，我認為一個人，有沒有具體目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沒有選擇了自己喜歡的。
我們假設以十年為一個單位來做評價，拿一個人得到的社會好評與他自己堅持下來做喜歡的事情相比，得到了這個好評是不是一種幸運呢？我不知道。但在那些沒有得到社會好評的人中間，有的人對這些評價並不在意，他仍然對自己人生最終目標很自信，堅持不懈地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情。與那些一邊在意社會評價一邊做事的人相比，這種人的人生更有價值。
另一方面，只要長年累月堅持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情，總有一天會得到人們的肯定與好評。
我在這裏所說的“喜歡”究竟指的是什麼呢？
從我個人的體會來說，主要是以下幾點：
---只要有想法也會感到幸福
---為了持之以恆做下去，即使開始覺得不喜歡這個領域，也要克服一切使自己變得喜歡
---為了這個事業，不要看不起別人，不要嫌棄別人
---無論對喜歡還是不喜歡的人，都要保持良好持久的合作關係
---不要考慮金錢、地位和名譽，要堅持做下去
那麼，對於只是喜歡這些事而缺乏才能去做的人來說怎麼辦呢？
第一，要通過自己喜歡的事情儘量慢慢靠近人生最終目標，心中經常浮現出那個“我想擁有”的形象。這個形象不僅會使自己幸福，還會慢慢地給周圍的人帶來幸福。這就是你堅持把喜歡的事做下去的動力。第二，要堅持十年以上。既然喜歡上了，就必須不厭其煩地堅持十年以上時間。所謂“平凡之中見不平凡”就是這個道理。看起來再平凡的事情，只要堅持十年以上就能夠達到“很不錯”的程度；堅持二十年以上，那就發展到更高水準了；如果繼續堅持到三十年以上，就是一般人無法企及的了，也就是達到了所謂的“不平凡”了。重要的是要對所從事的領域有濃厚的興趣。第三，不要為自己考慮，要對喜歡的或重要的事、對那些處於弱勢地位的鄰居、植物、動物乃至於地球和人類不斷的予以支援。與給自己做事相比，人有時會對自己喜歡的人和事情表現得更熱情、更積極。家長對孩子、老師對弟子、弟子對老師所傾注的愛都是無私的。為了保護大自然，保護藝術品，我們也應該這樣無私地去愛。第四，組合效應的奧妙。把自己喜歡的事情與看起來毫無關聯的事情組合起來，就會收到有趣的意外的效果。比如，環境問題與藝術、農業與藝術、西洋樂器與古琴和八尺、考古學與資訊學等等的組合。假如你是快樂地考慮著這些組合，就會把“自己喜歡的事情是得到發展還是縮小？”、“會不會得到社會肯定”等擔憂放到次要的問題去考慮了。
但是，重要的是不要只是淹沒在自己的世界裏，要經常地看到周圍的人，看到全人類和整個地球，通過從事自己喜歡的事業對他們作出積極的貢獻。這就是一個人能夠延續自己喜歡的事業而不感到孤獨的秘訣。
做喜歡的事情或是說喜歡做事，都是人生有意義的要素。這樣做，不僅是讓誰高興、對誰有幫助，而且，因為這樣做是一種創新性的活動，會使人感到人生更有價值。
可以這樣說，創新性的活動是與痛苦相伴隨的。所謂創新，就是要超越現存的、創造出新的東西來，就要對過去的東西進行部分的否定或破壞，就要違反常識。單純的反常識和創新性的反常識之間有什麼區別呢？要想具備反常識能力，就必須掌握創新性的看法和想法，養成一個習慣，就是在觀察普通事物的時候靠感性慢慢去琢磨，然後，非常認真仔細地去觀察事物本身，在對待常識性東西的時候採用多面的觀點去分析，決不能囫圇吞棗地去接受。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創新型人才就是反常識型人才。因此，他們受到一些誤解和非難也是在所難免的。進行創新型活動就不要懼怕誤解和非難，而要採取與前面所說的“什麼是所喜歡的呢？”的思考方法。一個人是否想使自己的一生充滿著創新活動，我們姑且不說，但至少我們不應該只憑著“他們是反常識”這一點，就對那些從事創新型活動的人加以非難甚至是中傷。
能說現在占主流地位的常識性觀點真的都很正確嗎？或者說，將來它還是主流性觀點嗎？我們舉幾個例子一起來思考思考吧。這只是把現實單純化了的一個練習。
(1) 轉基因的東西都不好嗎？
很多人都反對使用和食用轉基因商品。的確，我們必須慎重再慎重地對待轉基因技術的利用。胰島素是給糖尿病患者帶來很大福音的藥物，在日本都是利用轉基因大腸菌和枯草菌製造出來的。從全世界來看，70%的胰島素都是採用同樣的技術製造的。在使用大腸菌和枯草菌之前，主要是從大量的牛和豬的胰臟體內提取胰島素，但得率並不高。
那麼，為什麼人們不反對利用轉基因大腸菌生產胰島素呢？因為這個用轉基因技術生產出來的胰島素可以維護住廣大糖尿病患者寶貴的生命。據推測，在日本需要持續接受治療的糖尿病（1型）患者達一百五十萬之眾。所以，怎麼能夠對所有的“轉基因製品”採取一概反對的態度呢？
那麼，與胰島素效果相bi，採用轉基因技術生產的藥品用於治療其他疾病的情況會是怎樣的呢？比如
健康食品、花卉方面的利用情況怎麼樣呢？實際上，轉基因製品問題受到了人們的重視，但其他製品的問題並沒有得到重視。人們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存在很多矛盾。必須認真考慮的是，什麼樣的人、以什麼樣的目的去生產轉基因製品？
重要的是要弄清楚“是誰在做？目的何在？怎樣去做？”
（2）為什麼不禁行汽車？
一般認為，有一些商品如果被使用就會對人的生命安全構成危險，那麼，最好就是在使用規則上標明這些商品被“停止使用”。這樣一來汽車怎麼辦呢？日本每年有六千人死於交通事故。1995年死亡人數超過一萬，與此相比，最近十三年來的死亡率減少了40%，但受傷人數卻在增加，每年多達一百多萬之眾。儘管如此，還是幾乎沒有一個人提出來要堅決反對使用汽車。
這是為什麼呢？雖然我們都明白使用汽車是導致死亡的原因，但反過來看，汽車的使用也救助了很多人的生命，而且，它在其他方面給人們帶來的方便更是枚不勝舉。為了預防各種交通事故的發生，需要制定和實施對策，使每年死亡人數不斷減少，至少要做到今後不能再增加。另一方面，開車就可能會造成交通事故
，所以必須格外小心謹慎駕駛，首先做到開車的人自己不出事故。對此，許多開車的人也能夠理解。
撇開交通事故的話題不說，我們知道，開車會造成大氣中CO2濃度提高、加速石油資源的枯竭，而且如果在石油價格飆升到每升兩百日元之後還在繼續使用的話，就會對生產和生活造成極大的負擔。
如果是步行十幾分鐘就可以到達的距離，那還是步行有利於健康。但是，有的人明明是有充裕的時間來步行，天氣又好，又沒有什麼沉重的行李要帶，可就是因為習慣了非開車不可。有的人很好，他們清楚坐電車又快又便宜又准點。他們的做法可以說服其他人去節省能源和保護環境。像這樣的矛盾是充滿人間社會的。一個人在遵守自己最終目標和環境倫理、生命倫理的基礎上，最主要的是，結合實際情況，在可能範圍內採用最佳對策。
（3）能源自給率可以被忘掉嗎？
現在，食品安全、安心問題受到社會廣泛關注，很多的人都在為日本的食品自給率只有40%這個問題而憂心忡忡。這的確是個極為嚴重的問題，必須要提高自給率。但另一方面，在日本，與眾多的人為40%食品自給率擔憂相比，卻很少有人為只有4%的石化能源（石油、液化氣、煤炭）問題而擔憂。
由於日本石化能源進口不足，不僅對工業和生活，而且對農業都會造成毀滅性的打擊。但卻沒有人對此大聲疾呼。實際上，日本農業生產已經形成了對石油嚴重依賴的程度，不使用石油就無法進行農田機械化作業，如果單純依靠人工作業，那麼，由石油製造出來的化肥和農藥就會嚴重不足，就會導致農業生產總量急劇下降。水產業也對石油形成了依賴。
假如農業由對石油的依賴型向去石油化的有機農業開始全面轉變，結果就會導致農業生產總量大幅下降。假如拒絕石油進口，勢必造成食品絕對量的大面積短缺。
也就是說，糧食自給率不僅是農政方面的問題，能源自給率還是一個涉及到吃飯的問題，這一點還將在後面說到。如果能源自給率得到了提高，那麼，危機狀態下糧食不足的問題就可以得到緩解。
我們在考慮生活安全保證這一問題時知道要實現這個目標是有困難的，但還是需要把提高能源自給率與提高糧食自給率放到同一個位置來考慮。即使不是石化能源，而是像日本核電站所使用的核能源燃料的進口也是一樣的。至於說到作為地震之國的核電站的安全問題我們就不在此妄加評說了。
（4）捨棄食品和食用期限
現在食品的安全和安心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為了生產安全、安心的食品，需要耗費很多的能源、時間和人工。加之，為了對存有危險性的食品進行廢棄處理，也同樣需要耗費很多的能源、時間和人工。被處理掉的食品、垃圾，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作為家畜的飼料和堆肥，這就需要很多的能源用來處理和加工這些食品。小型商店丟棄掉的過期食品大約占生產量的20%。被旅館和飯店扔掉的食品就更多了。
另一方面，人們卻在為糧食自給率低下而感歎和擔憂。同樣一個人，他（她）在過量飲食或攝取過剩能量食品的同時卻又去減肥或去治療生活習慣病，為此不得不花費很多錢。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還有八億人處於饑餓狀態之中。我們必須密切關注這種現狀，積極尋找正確的對策。
在日本，人們對食品食用期限的意識很強，養成了習慣。可是，一旦到了發展中國家，在旅遊地開心地吃完當地的風味之後就會出現下泄。而許多來自發展中國家並在日本呆過兩年以上的人，在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之後，又重新吃起到日本之前常吃的那些食品、飲料，結果也會出現下泄。這是因為，在來日本之前他們所具有的預防下泄的膓內有用微生物在滯留日本期間被急速減少了。無論是哪里，都要追求食品的安全與安心，這是對的。讓消費者去吃那些過期的食品難道沒有責任了嗎？但是，如果世界各國都採取和日本一樣的標準去生產安全食品，被當作垃圾處理掉的數量就占20%，那麼，這要耗用多少的能源和勞力、要扔掉多少的食品啊？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前肯亞環境部副部長旺伽裏瑪達伊先生就是把日語“浪費”一詞傳播到世界的人。是他宣導了“3R”理念，發起了一場減少浪費、提倡REDUCE（節約）、RECYCLE（再生利用）和REUSE（再利用）的運動。像商業上作料理時隨意使用一些食材的做法，即使是完全不給病人食用，或是雖然味道怪怪的可誰也不加制止，也是不允許的，假如對客戶隱瞞這樣的事，就要觸犯法律，所以必須丟棄掉。社會的要求和法律的規定都是很嚴厲的。我們希望能夠弄清楚“浪費”和“隨意使用”在商業和個人生活中的區別，進而做出合理的對策。
生化武器、集束炸彈、放射性炸彈已經被禁止在任何場合使用。而轉基因商品、汽車、食品材料，衣料等是不是屬於隨意使用，就要根據實際情況來判斷是非了。我們希望把這些問題搞清楚，真正把握好環境倫理、生命倫理和職業倫理。這些都是根據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調查、自己確立的目標、自己的責任加以判斷並行動的，也是我們今天要追求的。常識也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因此，社會需要超越常識的、具有創新能力與活動的年輕人。遺憾的是，現在無論是大學還是社會都還沒能夠給這些人提供一個適宜成長的平臺和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