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選擇的道路是以植物和動物為友
一九六三年，我經歷了一年落榜生活之後考進了千葉大學。也許別人會覺得我很奇怪，怎麼看我也不像是一個大學生。從我家到學校要坐兩個小時的電車，我想一個人生活，就租下了一間屋子，月租金是3000日元。
那時我所關心的事情就是觀察植物、昆蟲、自然，同時，為了成為一個農戶而加強體力鍛煉。至於說到像我這樣的一個年輕人想成為什麼大學教授甚至是校長，那簡直是連想也沒有敢想的事情。
回過頭來看，我深深地感覺到，人的一生會有很多的機遇和緣分。我的人生道路中出現過不少的艱難曲折，到了大學就有了很大的變化。就像一顆比米粒還小的種子發芽之後，露出莖葉，終於開花結果了一樣。我想，其實我就是一個“生物”，在大學這塊肥沃的土壤和空氣哺育下成長起來。
我感到滿意的是園藝學科。這是我實現夢想的第一步。雖然那時我不太專心迎考復習，但還是考進了國立大學，也可以說結果還是不錯的吧。從中學時期我就把將來的目標定在了農業，並且朝著這個目標一步一步邁進著。
對於孩子時代遭受過歧視的我來說，從寄宿的時候開始，我就從土地中解放出來踏上了自己喜愛的園藝之路，我的學生生活環境簡直就像天國一樣。我對植物和昆蟲學科也很自信。昭和二十、三十年代，在我生活過的東京都中野區的家的周邊有很多田塊和叢林，這裏屬於郊外的農村。從初夏到秋天，原野裏、田塊上、神社、寺院以及叢林裏到處都有昆蟲。這對於我這樣的昆蟲愛好者來說就是老天恩賜的環境呀。
從讀小學時，我就是一個少言寡語性格內向的人，幾乎就沒有說話投機的朋友，就覺得那些個植物、動物才是朋友。小狗小貓就不用說了，感覺到連植物也在和我對話。當我凝視著這些花草的時候，就覺得和它們之間有一種內心的交流和對話。
就是到今天，這樣的體會還深刻地留在我的印象中。假如我要說“我和植物對話了”，也許有的人會感到很奇怪。可是，你稍加觀察一下周圍，有很多人在和小狗小貓們對話，還觀察它們的情緒呢。還有不少孕婦在和肚子裏的胎兒說話。也有一些農戶在和自己培育的作物對話。
人和人之間也是這樣，在互相對話的過程中，通過彼此的表情、聲調、姿勢等等來感覺和理解對方的意思。也就是說，人在與生物朋友交流所使用的非語言性對話，對於理解對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反過來說，這樣的人以及採用非語言手段會話的人，是能夠與包括植物在內的生物進行會話的。我想，這樣的人其實是很多的，並不僅僅限於孩子。至少可以說，過去的年代裏，缺乏科技知識，如果沒有能和包括植物在內的生物對話的能力就不能夠很好的經營農業。
別的暫且不說，就拿生物來說吧。我在小學和中學就參加了生物部，在初中和高中時讀過很多面向大學生的生物教科書。正因為此，我喜愛植物，掌握了很多知識，做起園藝學科的學生來也就很自信了。然而，入學不久我就意識到自己的這種自信完全是認識不充分、不全面、甚至是過於幻想的。
那時的園藝學科定員為四十個人，多半的學生都把自己學習的成長目標定位為園藝農戶、園藝技術者或者是到種苗公司和園藝公司育種部門工作。只有少數人的目標是要成為研究者。不想做園藝研究者而願做園藝農家的“職業候補生”的學生很多。實際上，畢業之後幾乎所有的人都成了職業園藝農家。
入學考試的時候，有一個與我相鄰的考生，他對植物的關注可不一般，是一個相當投入的人。如今，這個同學成為了舉世聞名的菊花育種家和育種企業家。其他同學有五、六個畢業後成了育種家，事業很紅火。入學不久，有的同學就從單純的“喜愛植物”、“具有一定的植物和昆蟲的知識”初級階段迅速提高到掌握更多知識的水準上了。面對他們，我的自信心受到了激烈地衝擊。
所以，一方面我在為將來從事農業而增強體力，另一方面也積極在農戶家積累實際經驗。我深切的感到，不在實踐中接觸植物就跟不上周邊的同學。於是，我就從大一暑假開始利用這個長假，分別到了生產草莓、菊花、黃瓜、水稻的農戶家裏去住，向他們學習農活知識和技術。我不收取工錢，只需要他們提供伙食和住宿就可以了。也有的學生去園藝公司幹活，每天拿到500日元的工錢。在那裏，我們從種子裝袋、玉蘭盆節時花卉上市、給公司的庭院佈置園藝小品到溫室作業等園藝方面的活全都去做。與其說是在學習，不如說是在跟著學徒。那時的經驗如今成了寶貴的財富。
植物品種的改良是通過研究者或種苗公司的育種專家來完成的。品種改良的歷史由來已久，自有農業開始以來就不曾中斷過。無論是對蔬菜也好，花卉也好，都會隨著時代的變化不斷進行著品種改良。
育種專家的父母是同行的情況也很多。這不僅需要用語言來傳遞育種的技術和精神，而且需要一種從孩子時代起就有的育種氛圍來耳濡目染。這一點和傳統技能、音樂等很相似。
育種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雜交育種。首先，要確定育種目標，選擇那些具有遺傳特徵且表達可能性高的植物，將它們的父本母本組合起來。將父本株的花粉人工授到母本株的雌蕊上，從而得到很多的種子。如果父本母本的遺傳特徵差別很大，所培育出來的種子的特徵就參差不齊。就是要從具有多樣性特徵的植物之中選擇出所希望的個體（植株）來。
比如菊花，在1000平米的地塊裏播種150萬粒種子，再從發芽到開花的生長期間內初步選出100萬左右看似“還不錯吧”的植株，到了秋季，再進一步篩選出2000株左右來。這2000株第二年繼續種植，從中篩選出100株左右來，然後繼續這樣篩選，最終要選出市場上受歡迎的10株左右來。
接下來就是要做栽培試驗和市場調查等，這些事情需要花好幾年的時間。與此同時，還要對品種進行登錄和知識產權保護。對品種進行分株、扡插，種苗由數萬株倍增到十幾萬株進行銷售。從開始選育到最終銷售的過程大約需要十年時間。
在進行雜交育種的時候，需要熟悉菊花的知識、理論，要參考相關資料。但在進行個體選拔的時候有時直覺顯得很重要。在1000平米的田塊裏漫步考察，從百萬株之中篩選出十株左右來作為新品種，在這個過程之中，“感性”和“直覺”的成分很大。雖然現在開始在育種的某個階段採用資訊處理系統了，但是，要在育種全過程都使用自動化是不可能的。我在這裏介紹的只是育種方法的一個小側面，育種世界的博大精深完全超出我們的想像。
我是兒童時代開始在無意之間看到了這樣的世界的，直到我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個世界。我在育種的實踐中長大成人，理論和實踐都是從頭學起，最後看到的差別完全超出想像。大四的時候，我拜訪過花菖蒲的育種專家，他在分手的時候好像是對自己說“假如看到花菖蒲的花容卻想像不到這個品種的上一代或再上一代的話就搞不成育種。”一旁的我聽到此話之後感到很愕然。
讀大三時的夏季，我想改專業去育種研究室攻讀育種專業。這顯然是心血來潮。聽到我這個不是育種專業的學生卻說什麼“想為了成為育種專家而學習”的話之後，老師說“你吃不了這個苦的”，就把我的希望打碎了。說來也是，自己不具備育種能力，對育種相關知識一無所知，為什麼還要那麼認死理堅持要斷然改專業呢？實際上，正是那時斷了去育種研究室的念頭才有了今天的，想想真的是很感
過了三十歲之後，我再一次感受到育種家們卓越的才能。有一位先生，他的專業是蔬菜園藝學，自己動手選育出很多蔬菜品種，他原來就是大學教授。但是，他卻在業餘時間作為一種愛好搞起了金絲雀、玫瑰花、羅漢柏、鯉魚的育種，而且屢屢在許多大賽中奪得金獎。我去拜訪他的時候，看到他家的庭院裏小池塘內遊動著100多尾鯉魚，我感覺到先生對其中的每一尾魚都能識別出來，熟悉它們各自的特徵。他指著正在遊動的一尾鯉魚告訴我說“那個小傢伙的眼睛特別可愛”，“這一個腰部的顏色很鮮豔”等等。要改良鯉魚就要先識別雌性和雄性的特徵，再參考相關知識和資料，最後確定用什麼樣的雌性魚和什麼樣的雄性魚一起雜交最好。
這位蔬菜育種專家一定是在觀察許多生物時獨具慧眼的。在感性、觀察力、記憶力、想像力以及創造力等多方面都是出類拔萃的。他和那些一流的藝術家、烹調師、設計師等很相似。數值化手段是不能把人的全部能力都衡量出來的，反過來可以說，正是那些不能用數值化衡量出來的部分佔據了人的能力的主要地位。
我們離開育種，把話題轉到克隆上來說說吧。
“染井吉野”是櫻花中具有代表性的園藝品種。不消說是在日本本土，就是世界好多地方也都有種植。它們的遺傳特性都是一樣的。切下植物體的一個部位就可以嫁接或扡插，使個體數增加。把遺傳特性一致的生物個體集合起來就叫“克隆”。菊花、玫瑰、山茶花等如果是同一個品種就可以進行“克隆”。扡插、嫁接和組培擴繁等都屬於“克隆”技術範疇。
不過，對“染井吉野”、菊花來說，如果用授過粉的種子來培育的話其特徵就和親本基本相似了。也有個別的特徵表現不一樣。菊花的雜交育種就是利用它的這個特性進行的。需要得到和親本一樣特性的菊花苗或櫻花苗的時候不需要從種子開始育苗，而是可以直接購買扡插苗或嫁接苗。用種子播種可以得到和父本一樣特徵的下一代品種。關於這一點就在這裏省略不談了。
日本的櫻花品種很多，“染井吉野”屬於最普通的一種。每年三月下旬到四月間，報紙雜誌上就會充斥著“櫻花前線”的詞語和消息。櫻花是日本人生活和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內容之一，每到此時，各地都倍加關注動態。“眼看著就要開花了吧”、“花蕾還硬著呢”等見面時的寒暄語在這個時期不絕於耳，這也可以說是我們日本人在迎接翹首以盼的春天時一個很重要的生活習俗。
四月前後，在同一個場所一起開放的櫻花全都是這個“染井吉野”品種。“染井吉野”以外的園藝品種或是野生品種的花期不同，它們陸陸續續地開放著。就連那些喊出“採用克隆技術的人是愚蠢的”口號的“克隆反對派”，每年這個時候也不得不前來欣賞“染井吉野”的美麗。
作為京都風景之一的竹林，那裏的竹子也是克隆的。竹林裏竹子的增加用的不是種子，而是用竹子母本身體延伸到地下部分即地下莖冒出來的嫩芽。從地下莖冒出來的叫竹筍，它也是克隆出來的，是和食中不可缺少的食材。
儘管是這樣，人們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任意克隆，不僅是對植物，對動物也不可以。生物世界深不可測無法想像，無論從倫理的方面還是從生物安全方面來說，人為操作都應該是有限制範圍的。面對整個生物界和自然界，人類顯得很無知，必須對大自然抱有敬畏感。歷史已經證明，人類如果任由自己的意願行動就必然會遭到報應。
讀到大三時我就放棄了想改學育種專業的念頭，開始學習園藝環境工學了，主要原因是我不具備育種專業知識和高端技術知識。不過，我還是在繼續關注著、喜愛著這個領域的發展。我在“雜交育種”、“克隆”、“扡插繁殖”等方面還是有些基礎知識的。假若不是基於對植物、育種感興趣就來攻讀園藝環境工學專業的話，那我所研究的內容就會大不一樣了。我所說的作為一個研究者的存在價值就在於他是一個瞭解植物的環境工學研究者，或者說是一個瞭解環境工學的植物研究者。雖然在植物學、環境工學領域有許多權威學者，但對這兩個領域都瞭解並且把它們有機結合的人卻很少，這就是一個園藝環境工學專業研究者的價值所在。
我把在這種組合方法下創造出來的價值或是效果稱之為“組合效應”。現在來看，我就是活用了這個“組合效應”來進行研究的。
四十歲之前，我一直在研究溫室環境。那時很熱門的課題是在試管或燒杯中進行組織培養，研究育種和植物生理的人有很多。我在抱著興趣觀察這些的過程中，感覺到試管和燒杯就像是一個“微型溫室”，我就從模擬試管內的環境與植物生長的關係這個角度開始對溫室進行了研究。研究之初，我的周圍有人不理解甚至是投以冷眼，但是，幾年之後就贏得了許多人的關注。一般來說，研究溫室環境的人對組織培養都不感興趣，而搞組織培養研究的人對溫室環境也不太感興趣。這個“組合效應”只有對植物興趣不減的環境工學研究者才能夠看得出來。這對於我這個育種學的落榜生來說是在四十歲時才抓住的一個機遇。
在研究生院的時候，我將園藝與電腦結合一起進行研究。一般來說，研究園藝的人都對電腦感到棘手，而另一方面呢，搞電腦的人對園藝又不感興趣。這樣一來，利用電腦來研究園藝的人就很少了，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的研究才更能體現出它的價值。
四十年前，在日本研究園藝的人員只有兩千左右，而電腦方面的專家卻是很多很多。我想，那個時候，如果那麼多的人合作起來做事一定會取得豐碩成果的。但那時把這兩個領域的知識有機結合起來做事的人還不到十個。而我是這樣做的，這就使我的研究工作顯得很珍貴，當時，無論是園藝學科領域還是電腦學科領域都要請我去作演講報告。
我的興趣也因此而不斷擴大，到五十歲的時候我開始構想一個計畫，就是將教育學、藥學、醫學、工學、護理學和園藝學等學科的專家們集合一起，成立一個研究中心，進行多學科交叉研究，這個計畫在多方面的支持下得以順利開展起來了。像這樣的活用“組合效應”，不僅可以使自己擁有一技之長，而且對今後的研究也很有幫助。
這裏所說的“組合效應”，對於特殊領域內具有“絕活”的人來說是不需要的。但是，如果是才能一般的普通人要想把自己的兩種愛好整合一起活用，對自己有所幫助，那就適合活用這個“組合效應”了。
想攻讀育種學專業的希望破滅之後，我就轉攻園藝環境工學專業了。那個時候，我有幸得到了從農林省（即國家農業部。譯者註）農業技術研究所來赴任的三原義
一般來說，研究室招收的學生每年都在6到10個，但園藝環境工學研究室卻只有我一個，而且這個專業開設以來還沒有一個前輩，我算是第一個。從10月份開始，我每週都要在研究室的課堂裏發表學習報告並接受老師指導，因為只有我一個學生，所以，得到了很好的鍛煉機會。
到了讀大四的時候就有副教授來擔當教學助手了，三個老師指導我一個學生。三原先生的研究熱情高漲，他作為一個研究者的敬業和拼命精神深深打動了我，不知不覺之中，我那近於休眠的研究熱情就被他燃燒起來了。
我的畢業研究課題是關於溫室夜間環境的內容。我在做課題的時候，這樣的情況很多，就是先生一直陪我到晚上八點，我再按照他回家時吩咐我的話，在溫室內測定有關資料到一直到天亮。當初，我為了成為合格的農戶而堅持不解地鍛煉，得到了較好的體力，這個時候需要徹夜觀測，我的這個體力就發揮了作用。為了對觀測到的資料進行分析、考察，就必須使用一些數學公式、物理術語等，而這些只有去查英語文獻資料才可以，所以我就必須學習這些知識。要想通過自己的研究成果去支援農戶就必須打好英語、數學、物理的基礎。這樣的學習與其說是辛苦莫如說是一種熱愛更好。
開始讀大四的時候我就想，為了援助農戶我就去農業試驗場工作吧。我決定參加7月初的公務員考試，可就在此前一天，我的姐姐在水災中遇難了，我就沒有去參加應試。畢業後看不到出路何在，加上失去了姐姐，我真是悲痛交加傷心之極，直到9月底我都無法集中精力去學習。等到我從悲痛之中醒過來的時候，民間的一些公司就業考試也已經過去了，眼前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考研究生院。理由就是，我對研究很感興趣，加之，研究生院入學考試時間在11月初。
當時的千葉大學還沒有研究生院，我考的是東京大學農學系研究專業。雖然說東京大學的入學考試不容易，但那時的研究生院入學考試卻比較簡單，很少有考試不及格的人。
碩士學習開始于1976年，那一年年末發生了所謂“東大糾紛”，碩士讀了兩年大學就被關閉，也不上課了。第二年1月，機動隊開進學校和學生運動活動家展開了激烈的攻防戰。學習和研究只能在自發成立的小組學習會裏自學。這個小組學習會的形式在今天看來也還是有作用的。
我是在讀碩士的第二年結婚的，到了讀博士第三年的時候已經有了兩個孩子。出於經濟上的考慮我必須早拿到學位早點工作。但博士學位必須要經過三年才可以拿到，可這時又找不到工作，我就這樣像是失業一樣的過了一年。妻子是個自由打工者，不過，所幸的是我在那失業的一年時間裏發現了與研究有關的新方法和新課題。
回到讀碩士時的話題，那時是越來越需要英語、數學和物理知識了。東京大學學生的實力比我強得多，他們可以教我數學和物理。數學和物理都不是農學的手段和目的。發現問題了就去尋找解決的辦法，如果需要數學和物理知識再去運用。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由東大考進研究生院的人解決問題的能力實在是超群。所以，我在自己設定的研究課題中和在尋求解決辦法的過程中需要運用數學和物理知識的時候，就請教同室的東大學生。他們都很熱情幫助我。有好幾次，他們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把我弄不清的問題都給搞清楚了。我感覺到“請教只是一時的羞恥，不去請教倒是一輩子的羞恥”。到現在我還對那些幫助過我的朋友心存感激呢。
東大的學生對英語和電腦編程也很厲害，我也跟著他們學習。我是真心的要學。那時我對自己能否成為一個研究者，能否實現自己的目標等問題還沒有把握。如果不能成為研究者那也要掌握英語和電腦編程，這也是到公司就職的一技之長。即使是在讀學位期間打工也能用得到這些知識和技能。關於這些，我還將在後邊的“多重目的”一節中去談。如果設計了這樣的多重目的，就會對掌握一技之長大有幫助，所以必須投入地去學習。
在研究生院，我是在環境調節工學研究室學習的，導師是杉二郎先生。先生特忙，他有時也介入了大學紛爭。我的直接指導老師是
有時，我把對矢吹先生研究的體會和疑問寄信給先生。實際上，從研究生開始我就在讀論文的時候經常給這些論文的作者寄去信件表示感謝，就這樣堅持著做下去。我這樣一個默默無聞的年輕人給國內外著名的先生們寄信，表達自己誠摯的謝意，結果得到回信的比例竟達到了80%左右。我雖然不擅言辭，但有好多次都是他們把修改好的信寄給了我。
不知道與通信是否有關係，在我取得博士學位大約一年之後就得到了矢吹先生的邀請，問我想不想到他那裏去做助手？這樣的事對於無論身處何處的人都是一樣的，在我進步的道路上能夠得到來自遠方前輩的呼喚實在是喜出望外的事。自己的存在能夠被他人關注，這是對今後事業極大的鼓勵。我就是帶著這樣的心情到大阪赴任的。
我在攻讀學位期間幾乎沒有和杉二
我覺得自己就是運氣好，遇到了良師。或許是偶然，或許是有理由，矢吹先生、杉先生、
下面，我想說說為什麼要從事園藝設施環境的研究。
所謂園藝設施，指的是塑膠大棚、玻璃溫室等，利用園藝設施進行作物栽培的活動叫設施園藝。考入大學之後，我因為經常跑到各處的農戶看看，對此就有了興趣。
那時，與水稻專業戶、旱田專業戶以及果樹專業戶相比，設施園藝農戶的經濟收益還不明顯。設施園藝地區主要集中在高知縣、愛知縣的知多半島和渥美半島、靜岡縣等地，這些地方的很多農戶家裏農田狹窄，又引不進來水灌溉，旱作物生產很困難。我就滿懷熱情對這種狀態下的設施園藝農戶進行一些幫助。
1965年前後的日本農業以生產大米為主。一般來說，大多數農戶都可以把水引到自家田裏種植水稻。稻米由政府統一價格並收購，農戶收入還算是穩定。同時，水田的修整還可以得到較多的專項補助金。那些不能引水灌溉、或者即使可以引水但土質是沙地不能蓄水的田塊就只能種些旱作物了。無論是種植水稻還是旱作物，要維持基本生活就必須保證有一公頃左右的面積。在溫暖地區的斜坡地上大多都是種植一些蜜桔之類的果樹。
那些個僅靠種植水稻和旱作物也不能維持生計的農戶就開始搞設施園藝了。我那時正在讀書，看到農戶中的那些設施園藝農戶也沒有特別好的收益。為了能得到政府的補助金，他們想方設法地努力著以維持生活所需。
設施園藝與旱田農業不同，它是通過開窗關窗等措施對作物生長環境進行控制的。冬天只要能夠保溫就可以栽培，也就是說，就是要不斷關注並控制作物生長的環境。冬季裏，水稻農戶還可以在家休息，設施園藝農戶就不能休息了，必須繼續幹活。
如果在塑膠大棚裏種植蔬菜，僅靠一點植物方面的知識就不夠了。要進行設施栽培就需要具備溫度、光、濕度等環境工學方面的知識才能更好地管理。但在那個時候，搞園藝的人幾乎沒有懂環境工學的。所以，只要學習一點環境工學知識就有機會在園藝設施方面作出一些貢獻。這一點和我在前面提到的那個“組合效應”很相似。
進入到1985年之後，遭遇到稻米生產過剩、果品貿易自由化、豆類和芋類進口激增等風波，致使全體農戶陷入困境。相比之下，設施園藝農戶在經濟收入方面就顯出優越性了。在這個時候，為了讓那些糧食作物收益不好的農戶也搞設施園藝，我就開始關注起中國和東南亞的農家了。
我的博士論文是關於電腦類比溫室環境方面的。我在取得博士學位後找不到工作，這期間得到了從美國回來的
那個時候，研究電腦的人很少，在農學領域這樣的人就更為稀少了。不少人認為“研究農學就是要在農田裏出力流汗”。有的老師還把我的論文打到另冊，他一看到論文題目上有“電腦”字樣就說“這種桌子上的空頭理論研究也是無用的”。有時甚至會把論文扔到一邊去。而我自己卻認為這個研究方法對於今後的工作很重要，就想著：如果我的研究能在短時期內取得成果並且受到大家認可的話，還會遭到他們排擠嗎？有時想起來就煩躁，覺得“就這樣堅持下去不是很好嗎”？
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下，聽說實力強的電機製造廠商想招募能夠採用電腦控制植物環境的研究者合作，這正是我感興趣的課題，所以我就去應試了。很快就有人通知我說被錄用了。但是，就在我要接到錄用通知的時候卻接到了“取消錄用的通知”。儘管我不清楚被取消的理由是什麼，但我知道事情不會有好轉的。從孩子時代我就對這種無可奈何的事情想得很開。
直到那個取消錄用的通知書收到之後的第十五年，我才聽到當時那個公司的負責人說出取消錄取的真正原因：“根據公司委託的調查所調查結果，你父親是一個左翼思想家”。也許，就是因為這個原因，當時的錄取負責人就主觀臆斷地判定我也是激進活動分子吧。人生往往就是這樣，雖然你努力了可就是達不到目的，而你又必須接受這些事實。不過呢，回過頭來看，當時錄取被取消還真是件幸運的事。
為了擺脫研究者前景不明朗的心情，我決定到荷蘭留學半年。荷蘭是個園藝大國，電影人哈利珀特很出名，學習園藝專業的人都想去一次這個國家。我在許多人的幫助下落實了一個研究所去留學。那時我就想，先在荷蘭這個國家學習看看，如果沒有取得什麼成果我就死心不再從事園藝研究而改行去重新設計自己的人生。
我把妻子還有包括出生剛六個星期的老三在內的三個孩子都丟在日本，自己跑出來留學。所以，為了這個家我也要竭盡努力去學習。那時，我已經三十歲了，是我第一次出國。
我抵達荷蘭斯西波爾機場後，在乘坐機場去往留學的那個研究所的途中遭遇到了扒手。衣兜內的護照、回程機票以及半年的生活費，還有旅行用的小郵票，全都在剛到荷蘭時給扒手當“見面禮”了。褲兜裏僅剩下零用錢。關於這件事情的經過以及留學荷蘭的體會，我都在那本《荷蘭留學手記》（1999出版）講述過了，這裏就省略了。
我就帶著剩下的一點零用錢，坐電車、乘巴士、徒步去員警署、大使館、銀行、航空公司、旅館、研究所等等，兩個星期之後我在阿姆斯特丹車站旁的一個垃圾箱裏找到了護照、回程機票和旅行用的小郵票，最後丟失的就是好幾萬日元的現金。想到丟失了幾萬元現金卻換來了這次經驗我心裏就坦然多了。這件事情刺激著我的精神和情緒達到了一個高潮，使我此後的半年時間在高效運轉。人哪，真不知道什麼是幸運！連遭遇扒手也是幸運了，這件事刺激了我的情緒，使我亢奮；此前的“取消錄取”也是幸運，如果不是這樣，我還不能夠到荷蘭留學呢。
雖然，剛來時我就被看作是那個“第一天就把全部財產丟光了的男子”，成為大家在研究所和宿舍調侃的話題，但是，我覺得半年的留學荷蘭經歷卻是“最棒的”。我最看重的就是這裏自由的人際關係，沒有身份和年齡之分。習慣于這樣自由寬鬆的氛圍之中，即使我帶著西裝不穿而只是把它掛在衣架上，只穿著大紅色的毛線衣去做事，也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得體，反倒是覺得身心都很開闊舒坦。
想不到的是，我對溫室光環境的研究在日本幾乎不被關注和評論，而在歐洲的溫室研究者中間卻是廣為人知、很受關注的。在荷蘭，我把研究從實驗推進到了實用階段，進入到這樣一個嶄新的世界使我感到很興奮，我著迷於對問題的研究和探討，去到溫室農戶和研究所訪問，這也許就是把園藝和電腦組合而成的“組合效應”所起到的效果吧。那時，我只覺得自己的身軀被分開來了似的，到了週末我就悠閒地去美術館、博物館參觀，去郊外踏青散步。我對遊玩和工作都很喜歡，半年時間裏，我向國際雜誌投了兩篇論文，用英語寫了一個小冊子，編寫了一本介紹荷蘭園藝的紀事。還訪問了英國、德國等，在這次留學期間結識的一些朋友知己對我此後都給與了很多的幫助。
回國之後，我就開始埋頭於研究事業了。去荷蘭之前，國內還是這樣評價電腦的呢，說“那個玩意就是個空頭理論的研究，弄不清其中的奧妙”。可是，我回國之後風向就轉了，大家的看法就有了改變。去荷蘭訪問回來的日本研究人員開始知道了我在那裏的事情，他們說“古在在荷蘭的研究受到很高評價，現在很紅火”。
回國後第十個月，我值得感謝的恩
如今回想起來，就覺得，一個人不要去在意別人的評價，只要堅持自己的目標勇往直前就會有好的結果。到三十歲的時候，我還幾乎沒有得到過人們的認可與肯定，心情自然很焦躁、苦惱和彷徨，甚至還想到要去改行。但最終還是堅持下來了。
我也不知道這是為什麼，就是覺得一個人不僅要與人類社會打交道，還要與植物、動物們交往，要去幫助他（它）們。植物和昆蟲們是決不會責怪我的，我誠心誠意對待它們，也接受它們的誠意。我很信任它們，也經常得到它們的信任。
作為一個研究人員，那時，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擔任研究生院的助教。轉到千葉大學後就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化。只要不生病，我是堅持夏天六點半，冬天七點半去研究室上班。其他的人大多是在九點左右來到，我把上班前的準備工作都提前做好了，已經坐在辦公桌前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去了。除了上課、接待來訪者、出差之外，我都能聚精會神地從事我的研究。剩餘的一點時間也都用在“為社會、為他人”方面去了。
我的這個風格，一年之內可以保持在340天左右，一直保持了三十多年都沒有改變。即使在除夕我也堅持不變。從新年的第二天也就是元旦過後第一天就開始工作的事情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了，我想，家裏人一定會對我這樣做不滿意的，從根本上來說，他們還沒有理解我那樣做的道理。
直到最近，我才把自己過去的事情坦率地寫出來，說出來。稍微誇大了說，就是把自己的內心世界暴露出來。坦率地說，抱有和我一樣心情的人多的是。比如，有的人就說“其實我也是那樣想的，又覺得都公開說出了會惹得周圍的人笑話，所以，還是忍下來了”。聽到這樣的話，我就覺得自己原來並不孤獨，也就稍感安心了。我的願望就是保持赤子一般的純潔的奉獻精神和判斷力從事研究工作，同時經常地去援助其他的研究人員。
我的研究課題是針對溫室農戶們的困惑而提出來的。我如果提不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會使這些溫室農戶包括其他農戶都感到困惑。這個課題涉及到將來很深刻的問題，解決它需要好幾年的時間，我必須這期間腳踏實地地去研究才行。
到了大學工作以後，我開始到日本各地的設施園藝農戶家去走訪，到四十六歲的時候，我已經把日本的四十七個都道府縣全跑遍了。也確定了新的研究課題。三十歲之後，我就訪問過其他國家的一些溫室農戶。
開始訪問農家的時候，我是採取的是間接方式，就是與農家、農業技術推廣員、農業試驗場打電話。在這些間接方式還不能解決問題的時候，我就直接到農戶家裏去。這是常有的事情。一個人會有許許多多開心的事情，對我來說，能被農戶們信賴就是最開心的事情之一。
小時候我的愛犬和植物信賴我，三十歲之後我開始得到了農戶的信賴。“為世界和平和福祉作貢獻”的目標固然很重要，可是，“為每天接觸到的周邊的人作貢獻”不也是很重要嗎？我的研究就是要為這些周邊的人作出貢獻，把我的經驗和成果用論文或書的形式發表出來，給更多的人以幫助。
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受石油衝擊的影響石油價格瘋漲。溫室制暖所需的柴油價格也在猛漲，農戶如果不採取節能措施就無法經營下去。這個時候，我好多次被邀請到農戶集中的地方去討論“採取什麼辦法來節約制暖費”這個問題。就在這時，那個不太靠譜的“節能法”被通過了。
假如按照我所推薦的節能法計算，每建設一個溫室所需要的初期投資為三十萬日元，這就等於節省了一個冬季採暖所需要的六十萬日元的燃油費。這個方法是否妥當，到了第二年春天答案就出來了。如果我的方法不對，就不會再次得到他們的信賴。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我一邊給他們提建議一邊繼續著我的研究。我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夠在公開發表之後，在日本、在世界其他國家被使用。這些成果在日本能夠儘早為人所知，不僅是在論文上，還包括給農家雜誌撰寫解說記事、到演講會和研討會上作報告等。這是我很想大幹一番的事業，我心潮澎湃，下定決心去做，就是犧牲自己的健康、少活幾年也要為此作出貢獻來！石油衝擊影響達三十年之久，直到最近原油價格還在明顯上升著。
也許有人會對我三十年前的論文和說明進行修正。如果是想對這些過去的研究成果重新加以研究和考察的話，就可以在這些論文和書裏面找到依據和參考。就在最近石油價格上漲的背景下，突然有人開始向我這個三十年前就研究節能技術的人諮詢起來，甚至還委託我來繼續開展研究。
在某一個農業生產現場出現的問題還只是個別性問題，但經過五、六年之後就可能會擴大為一個社會化的問題。作為一個優秀的學者，就應該竭盡全力去解決這些問題，去發表優秀的成果。
對此，我的做法是，在這些問題出現之後首先是立刻向農戶瞭解情況，然後把這些問題帶到研究之中去解決它。我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不是最佳姑且不論，重要的是先把論文發表出來。此後，就會引起人們的關注，不少人還會說“古在寫的論文理由不足嘛，是那樣的嗎？”等等。許多的研究者就帶著這樣的疑問開始研究這個問題的，而我此時卻又開始研究另一個新的問題了。我這種研究風格得到了理解和支持，一個充分說明就是我在2002年得到了日本的“紫綬褒獎”和中國的“國家友誼獎”（由國務院授權、國家外國專家局設立，主要是為了表彰在中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具有奉獻精神並做出突出貢獻的外國專家。譯者註。）。此前還獲得了“日本農學獎”。這些當然都是一種榮譽。我要對那些支持幫助我研究的眾多的學生、同事、恩師以及他們的家屬表示衷心的感謝！但是，我覺得自己在工作上最大的開心就是能對農戶們作出了一點貢獻。
前些日子，我有機會見到了學生時代的朋友，聽到其中一個學兄說到關於我的一個軼事，不由得我苦笑起來。據他說，那個時候，有一個即將畢業的學兄對學弟們說：“我在社會上就是要讓你們喝酒，我才能銷售掉我的商品，才能賺到錢。”我卻說：“就是我畢業了我也還是不會喝酒的，我的願望就是，哪怕是需要幾十年的努力，也要讓農家的收入增加，如果我的研究成果能讓1000戶的農家平均增加十萬日元以上，就是對日本農戶貢獻了一億日元。為了這個目標我也要加油！”聽他這樣回憶，我覺得那是我當時的真心話。
與石油衝擊時期相比，日本的設施園藝得到了很快發展，這主要是農家們辛苦努力的結果，我這個研究者也許還算是盡了些綿薄之力吧。自己的研究成果對農家作出了一點貢獻，我當然感到是最開心的事了。但也要承認，這也離不開許多農戶自身的努力，才使得他們的實際狀況發生了變化。
從1985年開始，受經濟優惠政策的影響，設施園藝農戶數量開始增加起來。這使得此前那種一般的水稻農家可以掙到錢，而不能種植水稻的旱作物農家的收入在減少的趨勢發生了很多變化。
過去，我作為設施園藝農戶的朋友和他們聊的最熱的話題是關於設施栽培技術方面的，而現在的話題開始轉到談什麼避稅以及為了合理避稅要採取什麼對策等等了。面對著這樣的新局面，我心中的研究目標就變得有些模糊了。
農家的富裕是我奮鬥的目標，是我最大的開心。可是，我的研究也要不斷有所變化和進步才是。所以，我的目標就放大了，我想到“不僅要為日本國內的設施園藝農家，還要為亞洲的農家們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