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艱辛的少年時代！讓我獲益匪淺
無論是誰，來到這個世界上都希望著自己能夠“活得有意義”，能“度過非常美好的一生”。然而，人生並不是自己所想像的那樣，有時，那種想“活得有意義”的目標是不能夠很好得到實現的。儘管有了一個目標，但幸運之神不降臨甚至是遭遇不走運的時候也是有的。
最終能否度過美好的一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怎樣去設計“人生目標”、怎樣去阻止在通往實現目標道路上遭遇到的諸多不走運以及怎樣去解決這些問題等。
本書的宗旨就是將自己在“發現度過美好人生目標的方法”過程中的體會，告訴那些抱著“希望度過美好人生”或“希望自己的一生能對周圍的人們和社會多少做出些什麼”願望的讀者。
我還想把那些包括不走運的經歷以及對策告訴大家。雖然，這不是讀者所要的那種“人生論”“哲學”之類的高深論著，但也許會對追求美好人生有所啟發。進一步說，我還想就如何在時代變遷和社會變化的環境下，如何去對應、去工作的問題談談一些想法。
也許是稍有唐突之嫌，我從中學生時代起腦海裏就不斷浮現出兩個形象來，想在這裏先說一下。第一個形象是“面對人生最後時刻的形象”，換而言之，就是“人生最後時刻即死亡時刻的形象”。
這個形象已在卷頭插圖上表現了，下面我再說明一下。
“4月下旬的一個晴朗的傍晚，一個饑餓而疲倦的男人，雙膝跪在農田小道上，頭朝地面，蹲伏在那裏。這個男人將生長在路旁的帶著淡紫色小花的野草捧在懷裏，就像老母雞懷抱著小雞一樣的小心翼翼。這個男人在過路時看見了這朵花，頓生愛憐之心，為了讓這朵小花免遭今夜霜打不會在授粉前死去，他要把它捧在懷裏，用自己的體溫溫暖它，直到第二天早上大地開始回暖為止。氣溫上升的時候，昆蟲就會圍繞著花兒飛來飛去，它們在採集蜂蜜的同時就幫助花兒授粉了。這樣一來，花兒的種子就可以落入地面，來年又可以開花了。這個男人在心裏祈願著：就是失去了我的生命，也要讓這朵開花的植物的生命延續到明年甚至更長久。他的周圍是儘是農田，遠處青山幽幽，周邊無人，這是一個恬靜的傍晚。”
為了用這樣的姿勢結束自己的一生，就必須忍受住饑寒交迫的折磨，把呵護野草的生命當做最重要的事情對待。在這樣的使命感驅使下，他在想，為了能讓那株野草在第二年開出花朵來，就必須使盡最後的力氣把自己的身體挪到大路旁，不讓自己沒有了呼吸的身體壓壞正在生長的野草。
要達到這樣的境界，對於體力、氣力和能力等各方面都沒有問題的人來說算不了什麼。可是，對於像我這樣身體羸弱的人來說，就必須在精神上和體力上好好鍛煉才行。
能夠在人生的最後時刻達到這樣境界的人，是要在每日、每月乃至於每年，按照既定目標堅持不懈努力鍛煉才可以的。他們在為了實現目標而堅持不懈的努力過程中，與其說是把這些努力當做痛苦不如說是一種快樂更恰當。從這裏路過的人看到此情此景之後會以為這是一個無家可歸的路倒者，誰也不會在意他，更不會對這樣的行為予以高度評價。
按照自己的設計度過人生是最重要的，如果能一直守護著“生命”到終結，對自己來說就是最高境界了。如果可以的話，我“想成為一個在那種狀態下達到那種姿態境界之後再死去的人”。為此，儘管我體質羸弱，卻堅持不懈的做著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無論是入睡前，還是起床後，甚至在生病期間和心煩的時候，我的腦海裏都出現著這樣的形象。
這第一個形象在腦海裏樹立好之後，就出現了卷頭插圖上的第二個形象。這個形象表現了我在實現了第一個形象之後的心情，下面說明一下。
畫面上展示的是，農村水田裏種植的蓮花在手上舒展開來。春光明媚，萬里無雲，雲雀在鳴叫，對面是
實際上，這個荷花田的形象，已經殘留在我入小學前幸福生活的印象之中，到了中學時代後又被一點一點追憶起來了。入小學前，母親帶著五個孩子，為了度過那個二戰之後的饑餓年代，我們一家在千葉縣夷隅郡海邊過起了自給自足的日子。我覺得，這個形象就好像是發生在最近似的那樣真實。
我在55歲的時候，讀到作家立花隆的《臨死體驗》。這本書中告訴我，這個蓮花田的形象就是典型的臨死體驗形象之一。這個形象究竟是親身體驗的呢，還是孩子時代的臨死體驗呢，至今都不明白。如果是臨死體驗，那這個體驗從我孩子時代的記憶就開始出現了。
不管怎麼說，這兩個形象對我來說都是一種幸福的感覺。它們一出現，我就會眼淚止不住的流。即使成年以後，遇到什麼煩惱和困惑乃至於生病的時候，心裏都會持續不斷地出現這兩個視為我人生最終目標的形象，它們給我以力量。有生命的“野草”，實際上也會隨著年輪而生長，轉變為“雖然微不足道、不起眼，但還要為了守護家族、環境（周圍的生命）而頑強努力的人”。但是，在我的心中，“人們”和“野草”是沒有區別的，這雖然是奇怪的想法，但我還是希望成為一個像守護自己生命一樣守護野草生命的人。
從中學時代開始，“人生最後的姿勢”的形象就一直沒有離開過我，這與我生病有關。生病的原因主要是孩子時期營養不良。那時，家裏經濟很困難，父親的職業用今天的話來說是自由打工者，關於這些我還將在後邊繼續談到。
我生長在這樣境況的家庭裏，從孩童時期起就怯生膽小。雖然說，社會上怯生的孩子不少，但如果是過分怯生就會發展到“不覺得是怯生”了，也就是說，進入到一種“本來就是怯生的嘛，那就這樣子好了”的狀態，結果導致為面無表情。我不願意怯生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我討厭讓人家說“好可憐呦”。被人說成“好可憐呦”，比被歧視為“討厭的孩子”“怪異的孩子”還過分。
進入這種狀態之後，我的心情開始轉變，覺得“與其和人去玩，去說話，倒不如和植物、昆蟲、動物一起玩更開心”。即使在這樣的生活狀態下，我那種“充滿著幸福感，調整自己的心態，用身體所表現的那種狀態來終結生命”的想法也沒有受到壓抑。我覺得那不就是我腦海中的兩個形象嗎？我斷斷續續地思考著，這樣的人究竟怎樣才能做到一邊思考著“人生的價值”，一邊度過“更加美好的人生”呢？我把思考的結果都在這本書裏說出來了。
我的這種個人生活經歷在我50歲之前都沒有對任何人說過，包括我自己身邊的人。第一次在很多人面前說這些的時候是在我59歲擔任千葉大學校長之前。我在作為校長從事各種活動的時候，這兩個形象在我心中都是至關重要不可動搖的。同時，我也曾坦率的告訴人們，這兩個形象是我在此前的30多年間作為大學老師從事教育研究的“動力源泉”。從校長職位退下來至今，這個“人生最終目標”依然沒有改變。本書記載的就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做出的行為中的一部分。
如果大家在讀這本書的時候，能想到“如果每個人都能對這樣的思想、方法和對策動動腦子，那麼，即使不那麼努力，甚至是在沒有得到幸運的惠顧，沒有多大的能力，也能達到這樣的境界”的話，那就是我所期望的了。
在這個社會，在與他人的競爭中，有人快樂，有人不快樂。有一種類型的人，他們與人競爭努力拼搏，以爭奪第一為奮鬥目標，目標實現了的時候就很開心。如果拿不到第一就下決心繼續努力。為了方便說明起見，我們將這樣的人群稱之為“競爭型人群”。
當然，說是“競爭型人群”，並不是說這種人生性就喜歡競爭，在這裏只是為了方便說明才這樣叫的。這種類型的人，他們的目標是“想在會場上坐到主席位置”，“要成為科長、部長、社長”，這是他們奮鬥的力量源泉。因此，在大的組織機構和集團中的上層就有很多這樣“競爭型”的人。
另一方面，為了與這個表述對應和便於記住，我就把那些在競爭中不快樂的人和“競爭型人群”對比起來，稱之為“共生型人群”。也許，還可以稱之為“我行我素型”或“自我目標型”。“共生型人群”不喜歡與他人爭地位和名次，但卻是在朝著自己所定的目標和理想去努力。他們此時的目標就是“想住在自己心情舒暢的家裏”，“想探究番茄栽培的奧秘”。在這些人的心中，像這種內向的和個人的目標有很多，不想和他人爭什麼高低。他們這種內向的和個人的目標如果能夠與團隊的目標做到部分吻合也是好的，如果做不到，就會被視為“另類”，各種各樣的問題便產生出來。“共生型人群”就是要視所有的生命物為朋友，不把他們當作對立面。
當一個組織的領導人確信，“只要把加薪、升職、名譽等擺在面前，人們就會去努力，去聽從”的時候，如果他的部下有“共生型人群”，他們之間就會在價值觀方面產生衝突。“到年末銷售業績上來了，我就推薦你升為部門負責人，你要努力啊！”。部長用這樣的話來激勵部下，可是，部下屬於那種“共生型人群”，對此並不感興趣。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工作的動力不是為了職位和金錢。
從直覺上判斷，現在日本人中間有15-20%的人屬於“共生型人群”。但實際上對於一般人來說，要想清楚地說出哪些人屬於“共生型人群”、哪些人屬於“競爭型人群”是很難的。不過，我倒是屬於“共生型人群”的。有的人在工作上屬於競爭型，在家庭裏屬於共生型。社會上既需要競爭型，也需要共生型的。兩者互相理解、擷長補短是很重要的。遺憾的是，現實中很多人不能夠做到互相理解和正確認識自己。
突出的問題表現在，有的人在生理上和遺傳上屬於那種共生型，卻由於在競爭型環境的薰陶之下腦海裏紮下了競爭型價值觀的根。在這種情況下，由於他們不知道自己屬於“共生型人群”，卻為了出人頭地而拼命的去爭奪地位和金錢。
也有另一種情況，有的人在體質上屬於“共生型人群”，就為了不辜負周圍人的期望而在一味地努力拼搏。在這種狀態下，他們出現了心理和精神緊張，那樣的努力也難以為繼。由於工作業績上不去而情緒低落，或者是即使一時取得了一點成績，也由於身心交瘁而導致工作狀態開始出現問題。
因此，“共生型人群”由於不能夠在“競爭型人群”中占主導地位而選擇了離開。有的還因此患了憂鬱症甚至是落入到被“拒絕往來”的困境。出現這樣的結果，不僅對部下，就是對上級和組織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損失。雖然說，在上司是共生型而下屬是競爭型的情況下也會出現一些問題，但是，從整個日本來看，給人的感覺是現在處於“共生型人群”受壓抑的時代。前些日子，有個大公司的人事部長告訴我說“公司有一成左右的員工得了憂鬱症或準憂鬱症”。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作為外行的我關注這個問題，還是在感覺到最近社會上受壓抑的“共生型人群”不斷在增多時開始的。這其中就有很多是憂鬱症患者。迄今為止，憂鬱症和躁鬱症患者人數是過去20年間的2倍以上，超過了百萬人。憂鬱症是非常令人苦惱的，日本僅2007年死於自殺者就達33000人之多。雖然，我個人也很討厭“憂鬱”，但這是關係到家庭、所屬組織以及整個日本社會的大問題。
如果要想分析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並提出對策的話，那就是超出我個人能力的事了。因為，這些對策的絕大部分內容必須要依靠自治團體、國家以及國際組織才能夠制定得出來。我只能基於個人的經歷，從一個狹窄的角度也就是從“農業園藝作業”和“植物”方面，談談個人的想法。
那些沒有“農業園藝作業”經驗的“共生型人群”在從事農業活動的時候，只是和土壤、花草接觸就會煥發出蓬勃朝氣。有的人，儘管自己覺得是屬於“競爭型人群”，但是，當他在從事農業活動的過程中發現了自己身上那部分共生型特徵的時候就會大吃一驚。這是因為，通過接觸土壤、植物就會發現具有遺傳基因的共生型的感性。儘管這樣說，我還是不會只贊成“共生型人群”。因為我覺得，在“競爭過分的社會”裏添加少許的“共生型社會”的成分是最好的。
至少20年前我就想，如果企業能多少的注意到這些該有多好啊！有的重工業企業利用自有的休閒地實施大型的園藝設施項目。在組合實施這些專案的人員時，由於志願報名的人數不夠就安排那些“靠邊站的閒人”。他們這些人是被認為“公司內部礙手礙腳”的員工才被塞到這裏來做這個項目的。讓人感到意外的是，就是這些過去被打上“平庸員工”烙印的人，在他們與植物打上交道後做起事來個個都朝氣蓬勃，成了這個專案的骨幹成員，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他們這些人在快樂地從事著培育生物的過程中發現了工作價值，屬於“共生型人群”。
令人欣慰的是，像這樣關注此事並尋求對策的企業不斷在增加。很久以前，有的企業就以“增加成本”為由，規定在工廠周邊進行綠化，在辦公室置放觀葉植物，從而促進了企業文化進步。我希望“共生型人群”的活動範圍可以更加廣闊，憂鬱症患者可以不斷減少。
前邊我說過，有一種是潛在的“共生型人群”，現在，他們與植物、昆蟲接觸的機會變少了。有的孩子兩手從來就沒有接觸過土壤呀蟲子之類的東西。
前幾天，我和一個剛剛結婚的30歲青年聊天，他夫人的娘家是農戶，他在去看望岳父岳母的時候，老人讓他去到田裏收穫蔬菜。他說，自己親手把土豆裝進袋子裏這件事，是自己從幼稚園時期以來第一次接觸的農活。對此他感到非常激動。他說，雖然到現在自己在聽音樂、騎摩托車、運動等方面都有了經驗，但最令他感動的還是在幹農活的那個瞬間。這樣的農活，無論對農戶還是對老年人來說都不過是件很尋常很自然的事情，但卻讓青年人很受感動。
青少年或許知道什麼日本的糧食自給率還不到40 %啊，什麼地球暖化令人擔憂啊，卻沒有一點農家辛苦種田的實際感受。農活與人們每天的飲食、生活和生產環境密切相關，青年人卻沒有這方面的切身體會。從書本上、影視裏是無法得到對農活和農業環境的切身體會的。單憑那樣做是接觸不到土壤、也聞不到農作物清香氣味的。
目前，日本人口為一億三千萬左右，農業人口不到三百萬，其中，四十歲以下的有三十萬。要想讓生活在都市裏的人和年輕人都去體驗農業生產環境、體驗日常的農活是不現實的。
在這種現狀下，由於絕大多數日本人沒有幹農活的體驗，又沒有“涉農性”的生活經歷，就很難發現日本人性格中共生型的那部分特徵。同時，離開了“涉農性”生活的都市人，尤其是青少年，由於他們的農業體驗不足，導致了對農業間接理解的人數和援助團隊在減少，而對農業和農作物不理解的人數卻在增加。
因此，要維持日本農業、糧食、食品、生態、保健等就很困難。而且，對複雜的生態和大自然的奇妙失去了興趣和切身感受、身心都難以做到平衡的人數在增加。因此，“生存”、“生存下去”的意義就難以理解了。這也許就是憂鬱症患者不斷增加的原因之一吧。
另一方面，喜歡市民農園和家庭園藝的人也在增加。但客觀地說，那些最需要農事體驗的人，有的是現在對農業園藝不感興趣，或者說雖然也感興趣卻不知道從何著手。
日本教育、農政、醫療福利方面的組織和責任者，究竟應該對這些問題採取什麼樣的對策才好呢？
從現實的角度來考慮，如果用在學校包括大學、地域、家庭裏的“涉農性”體驗來取代“農業體驗”的話效果會好些。為此，就要對現在學校中課外活動性質的綜合性學習如食品教育、環境、自然等課目進行大的改革，以利於擴大視野，在可能條件下，將這些內容納入到正課範圍之中。這需要得到農業試驗場和農戶與學校的協作。在行政上，也需要增加市民體驗“涉農性”活動的場所。
話題扯到國策上去了。下面，還是回到個人體驗上吧。
我的父親叫古在由重，人家稱他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學者、反戰思想家、左翼思想家。在我出生4個月前的1943年5月，父親被以“違反治安維持法”為罪名判刑2年、緩期執行4年。那時的日本，反戰活動家就是國賊。我一生下來就被視為“罪人之子”。1945年戰爭結束了，為了切實推進自由和民主主義，美國佔領軍解散了加入到軍國主義體制的社團和勢力。也就是對這些人“開除公職”了。
開始的時候，開除對象是積極支援戰前日本的政治家和團體，後來，隨著勞工運動的激烈和朝鮮戰爭的爆發，佔領政策轉變了，擔心日本實行共產主義化的美國開始把開除對象轉向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即所謂的“清洗赤色分子”（特指1950年，日本政府根據佔領軍指令，將日本國內的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從政府機關和企業中大量清除出去。譯者註）在這一“清洗赤色分子”政策下，有著和我父親一樣活動經歷的共產主義支持者們就無法成為公司的正式員工，也無法成為公務員。這一下我就成了一個“赤色之子”。父親也就成了一個“自由打工者”。
有一次在上小學的時候，我正在和附近的孩子一起遊玩，就聽到他的媽媽說到“那個孩子的爸爸是個赤色分子，不要和他一起玩，員警來了會連你一起帶走的！”說著，她就把自己的孩子帶回家了。無論是被帶走的孩子，還是那個被留下來的我，誰也不懂這是怎麼一回事，發生了什麼，我只是能隱隱約約地有某種感覺，雖然我也不知道“赤色”是什麼意思，當我以一顆童心去問父母親的時候讓他們感到很困惑。我第一次使用字典，就是從查這個“赤色”單詞開始的。字典裏說，赤色是“七色之一，是深綠色的補充”。什麼叫“深綠色的補充？這和我的差距也太大了呀！”我覺得簡直是不可思議。後來，我才明白，“赤色”的意思是指共產主義者和日本共產黨黨員及其支持者們。
像這樣被歧視和欺負的現象，是不會自然發生在孩子們中間的。但如果是家長和大人之間出現歧視，那種氣氛就會轉到孩子們的身上來。家長們會從明處或暗處識別出這種歧視。那時，在日本的韓國人也遭到過類似的歧視。像這樣的社會性歧視，即使在今天也還在延續著，每當看到此類事情的時候我都感到痛心。
雖然那時的我還不懂得“赤色”的意思是什麼，但對父親一點也不怨恨。貧困是那時突出的問題。父親擔任了大學的機動講師，每週去上幾回德語課，他還有一個哲學學者的頭銜，就不定期地給雜誌投稿，得到一些稿酬。但是，父親為了買書要花掉收入的很大部分，家裏維持生計的收入還是靠母親做些家庭副業掙來的。一邊要養育5個孩子，還要去掙那些微薄的家庭副業收入。可見，那時的母親為了打理好每天生活該是多麼艱辛啊！
父親即使在經濟不富裕的條件下也要去買工作所必需的書籍。書籍的價格自然是高的。然而，養育5個孩子的母親也不得不接受“書比一家人的飯更重要”的事實。有時，母親覺得總不能讓孩子餓著，就偷偷的把父親的書拿到舊書店去換幾個急用錢來。母親這樣做的緣由之一，是因為我小學通訊錄上健康一欄中寫道“營養失調、脊柱側彎曲症”。在看到這個診斷報告之前母親一直是猶豫不決的，她在想是不是要向被父親視為“聖地”的藏書之處伸手。可還是在這個計畫實施之前就被父親發現了。那時，他們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母親對父親這樣說道：“他爸，讓孩子淨喝西北風是無法活下去的呀！”結果是，我們姊妹5人都沒有被餓死，都長大成人了，4個人都超過了60歲，這都得感謝母親和父親。
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的話，那時，爸爸給報紙、雜誌投稿的稿費一頁紙（400個字）在1000日元左右，一天如果寫好幾張的話，就可以得到不少的收入。與母親靠給人家帶孩子得到的微薄收入相比真是天壤之別了。
不過，父親在接受對方約稿之後過了10天甚至是20天之後仍不見他有投稿的樣子。這期間，只見他又是逛舊書店，又是和朋友聊天，又是收集寫作素材，等到他終於寫完把稿件交給約稿的報社和雜誌社的時候，為了寫這些稿件而去買書的費用常常是大大超過所得到的稿費。
在旁觀者看來，父親是個令人焦急的筆頭很慢的人，實際上，他是為了做一個稱職的父親才那樣認真做事的。這一點是在我長大成人後才理解到的。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看到從他最初投稿被刊用後的30年、40年期間，有的文章被收錄在學校的教科書內，還有的被再版。時光流逝文章價值仍在，多年來擁有眾多讀者。沒有艱苦的努力和深厚的功底是不會有這樣結果的。今天看來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些能夠留存後世的文章的背後，作者所付出的辛苦程度也許是他人無法想像的。
到我上中學的時候，社會價值觀、政治平等方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清除赤色分子”已經過去，父親得到一家私立大學正式教員職位，收入開始穩定下來，與過去相比變化很大。可是，父親買舊書的開銷也在猛漲。因此，我家的經濟困境還是沒有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比起別人家那種把工資的大半都用去喝酒和賭博了的父親來說，我家真是很幸福了。
上中學時，母親對我就很信任，直到我考進東京都內的大學後她有好幾次跑來把父親的工資給我。那時，錢不是打進銀行帳戶而是直接將現金交到大學事務室的窗口。如今看來，也許母親那樣做是為了防止父親拿到工資後就在回家的路上順道去舊書店把大量的錢都花掉的緣故吧。這真是母親的聰明呀。
有了這樣的父親還有什麼不滿意呢？我選擇與農業有關的園藝專業為自己的目標，就是想成為在出現糧食緊缺的時候生產糧食的人。這種想法來自於孩子時期對饑餓的切身感受。
那時，我們家連吃飯都成問題卻還對社會上的人開辦了“學習會”，每個月都有，在晚上上課。後來，母親拿出米飯團和鹹菜來招待來參加學習的人。學習班用的房間就是普通的可供5個孩子睡覺的屋子。遇到上課的時候，我們這些孩子就只能在與院子相鄰的走廊下去睡等待著他們下課。走廊與上課的房間只有一塊隔板，裏面的說話聲和吵嚷聲聽得很清楚，從我聽到的那些話來看，大概都是裏邊那些聽不太懂講課內容的人說的。孩子們唯一的樂趣就是等著能吃到參加學習的人剩下的米飯團。我們一心惦記著會不會有剩下的米飯團呢？為了能夠吃到人家剩下的米飯團，我們的選擇只有兩個：要麼是與困魔戰鬥到底就是不睡地等著，要麼就是先早早睡下再爬起來等著。
參加學習的人當中有的覺察到隔壁的孩子在那裏肚子空空、大氣不喘的等待著米飯團的樣子，也有的人故意剩下一點米飯團。“啊，還有這麼好心的人！”，孩子的心感受到了人間的溫暖。我覺得，這段經歷對於磨礪涉世感受是很珍貴的。從那時起，我就給自己定下一個目標，要成為一個像他們那樣“對隔壁的人予以關心和照顧的人”。
昭和20-30年代初期，整個日本社會都處於貧困時期。像我家這樣的貧困也就不足為奇了。我想，一定還有比我家更貧困的吧。也許，現在的年輕人中有人沒聽說過那時的貧困生活是個什麼樣子。這裏，我就把自己的經歷告訴大家。
那時候按照慣例，小學生在新學期開始時每個學生必須從自己家裏帶一塊抹布用來打掃學校的走廊和教室。可是，我們家有5個孩子，家裏窮的連供5個人帶的抹布也沒有呀。其實，所謂抹布，就是用舊了的毛巾或是舊衣服的碎片，但就是這樣一塊舊碎布我們家也拿不出來。我拿不出抹布，又不肯給老師解釋。老師就說“那就趕快回家去拿吧！”。我就只好說一聲“對不起”就離開了教室。從那時起，我就一直養成了不善於分辯的性格，到今天依然如此。
因為沒有帶抹布，就無法和帶抹布的同學們一起做衛生，時間一長就和同學們關係疏遠了。班裏還有兩三個和我一樣沒有抹布帶的同學，由於一樣的困境，大家彼此即使沒有多少語言交流，心裏也都會覺得是好朋友。
那時候，兄弟姊妹多的家裏上小學的弟弟妹妹穿著哥哥姐姐們的衣服是很普遍的事情。我在家裏排行老四又是長男，上邊3個是姐姐。我所穿的衣服只能是姐姐們的了。她們的衣服上衣扣子都是釘在右前方的，一看就知道是女孩子的衣服。沒辦法的，我從頭到腳全是女孩子的衣服。同學們看到後冷嘲熱諷的對我。我已經到了“害羞過頭了就不再感到害羞了”（蝨子多了不咬人）的地步。
雖然那時我還只是個孩子，但對於自己這樣的家境還是理解的，沒有什麼埋怨，只能去接受。在我家，褲子、襪子和手帕都是要自己洗的。儘管我穿的襪子都打了好幾個洞了，可還是平時不捨得穿，除非遇到特殊場合。就這樣，我一直穿到上中學。
在中學裏，每個月要交班費和修學旅行基金什麼的。那時，一個班級有50多個學生，不少人家裏拿不出這筆錢來，他們就勤工儉學，靠打工掙點錢來交。我做的活是像每天送報紙那樣的定時工，不是體力活，也不怎麼累。具體就是利用週六、周日、春假和暑假等業餘時間，在東京江古田的一個“職業介紹所”裏做內勤。當時的職業介紹所實際上就是一個公務機關的仲介機構。我的工作內容就是搭配假花，把中獎和不中獎的標識放到口香糖的包裝內，把少年月刊副刊附錄捆紮起來，用膠水把信封糊好等等雜務，一天可以掙300日元，那時一碗拉麵是30日元，每個月除了交班費和修學旅行基金外還小有結餘。我就把這些錢用來給小鳥買飼料。
在職業介紹所做事的還有帶著幼兒和小學生的媽媽們，她們中有的很狡猾，教孩子把中獎的口香糖標識偷偷裝在口袋裏，然後拿到點心店去換東西吃。她們中也有那種堅持“清貧之美”品格的人，這些人教育我，人雖清貧但品格不能動搖。中學時代經歷的那段生活，至今仍是我寶貴的財富。當年一起在職介所做過事的朋友們至今依然保持聯繫。前些日子，大家在一起還憶起在職介所裏那些有趣的事情呢。
我在讀中學時飯量很大，但卻一年到頭也沒有吃過一頓飽飯。最愛吃的是拉麵，尤其是喜歡吃西武新宿線夜方站附近的那家“大一元”拉麵。可是沒有錢，一年也吃不到幾回。那時，做拉麵的麵團一塊是10日元，大多數人都是買回家自己做，再加些湯就可以了。在“大一元”吃拉麵一碗是35日元，自己做要便宜三分之二呢。
這些個記憶總是抹不掉，成年之後我還想起來就去吃呢。到了40歲，一遇到自己身體不太舒服時就想吃拉麵，這種心情很有點像一些人在身體不舒服時就想吃上等的甜瓜一樣。
從小學升初中的這段時間裏，我們家一直住在中野區。那裏的水田和旱田很多，我就去附近農戶家裏幫助做些農活，鋤鋤草什麼的，也能拿到50日元的辛苦費。記得那附近有一片雜樹林和空地，長有胡頹子、木莓、通草、石榴和柿子等果木，都可以充饑解饞的。在附近的小河和水田裏，還可以捕捉到一些鯽魚和泥鰍之類的，再加上醬湯一起吃很棒的呢。平常，我們都是一邊玩一邊捕捉魚蝦、採摘果物，用來調節我們的伙食。人的身體需要從大自然中獲得營養補充，通過這樣的體驗可以使人的身體與大自然更加貼近和融合。這也是我今天思想的主要內容之一。
我的母親出身於一個比較富裕的實業家家庭，沒有經歷過經濟困難的日子。她是在考進女子大學的時候認識父親的。畢業不久開始工作，然後就結婚了。雖然，她對父親的思想和行為很理解，可是，婚後生活的艱辛程度卻是遠遠超出想像。
後來，母親加入了和平市民行動等活動，還擔任了家庭裁判所的調解員。我覺得，她之所以也去參加這些活動，是因為年輕時與父親之間產生了思想共鳴。如果不是這樣，她也不會忍受得住那種艱辛的日子。母親對父親理解和支持的形象使我們這些做兒女的深感安全和信賴。
戰爭時期的一段時間裏，母親帶著我們4個孩子住在京都，這是在我出生不久的事。接著就被疏散到千葉縣夷隅郡。這裏是弟弟出生的地方。雖然我是在快上小學的時候就搬到了東京的中野區，但還是覺得在千葉時的生活基本上可以做到自給自足。對此，我倒是沒有什麼印象。只是常常聽姐姐們說，那時為了能調節一些伙食，大家常常去外面採摘草莓、捕捉青蛙、鯽魚和泥鰍等。
當地孩子欺負新搬來孩子的事情有時也會發生。
我們在院子裏的沙地上種了一些紅薯
，回家連莖葉都一起吃了。
昭和20年代前半期，像這樣的貧困生活在日本各地隨處可見。這種對紅薯的記憶與我後來開始從事紅薯研究事業有著密切關係。
儘管在這樣的生活境況下貧困和歧視都存在，可我都適應下來了。生活在“技術”和“哲學”之中，很快樂，很坦然。
什麼“厭世”、“不幸”之類的感覺都從我的心裏消除了。這是因為哲學給了我很大的影響。我從孩子時期就有這樣的觀點：“人世間，有合乎自己願望的事情，也有不盡如人意的事情”。從我眼前的父親和社會中的事實都被擺了出來，以至於你會感到“本來就是這樣子嘛”。無論什麼樣的孩子也無法改變自己父親和母親的現狀，也改變不了現實。
我開始學著思考“在一個只靠個人力量而無能為力的社會裏，通過自己的努力究竟能做些什麼”？我開始勸自己“去接受無論怎樣去做也不能改變的事實，對誰也不憎恨”。即使在遭受別人欺負的時候也要去“接受”。在因貧困而遭到譏笑時也勇於“接受”。父親就是這樣，無論去做什麼都能夠去“接受”。而且去考慮著什麼是“自己想做的事、能做的事”。想到這些，我就心平氣和了。這也許就是心理自我調適吧。這種調適，對於把自己當作生物和大自然的朋友來說是必須的。
當遇到“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時候”，我就採取“忘卻”的態度。雖然，我在回憶過去的事情，但真正朦朦朧朧的追憶起孩提時代的事情還是在我50歲左右時才開始的，至今有不少地方是不完整、不準確的。“忘卻”的心情，是無意識的但卻又是很強烈的表現著的。在這種狀態下也許能夠再現出孩提時代的生活片斷。採取“忘卻”的態度可以使心情保持平靜，也就是說，或許可以得到那種“達觀哲學”的體會。
我沒有一點自憐的心情。當然，達觀地去想，不合理的事情就讓它不合理吧。只有這樣，才能夠明確知道自己想做什麼和能做什麼。何況，這也不是一個人的力量，還有許多外力的幫助。說到這些，那最值得感謝的就是我的愛犬了。
這些年，書上總是說什麼“國家的品格”、“男人的品格”、“女人的品格”，似乎形成了一股“品格熱”。我覺得，許多時候教我要有一種“為了更加美好生活的品格”的是我的愛犬“無二”。它是我的朋友，是一個軍犬，它也教我生活中要遵守的禮節。比如，它用自身的行為教我，在痛苦的時候要勇敢地去接受，在力不能及的時候要忍耐，教我怎樣與不友好的同類相處，還教我在幫助完弱勢者和困苦者時怎樣顯得若無其事悄悄溜走。當它不舒服想嘔吐時就會跑到道路一邊，用自己的行動來說明自己應該在那裏去嘔吐。它的行為告訴我“只要是有生命的動物，就會出現上吐下瀉的時候。不應該為這樣的事情感到害羞。感到害羞的應該是給其他生物製造麻煩的人和事”。我想，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不僅是要向先哲們、向過去的人們學習，還要向這些生物和大自然學習。哪怕是稍微考慮到這些也是好的。
“無二”是在犬貓醫院幫助下到我家來的，那時我在讀小學高年級。每天都給它正常訓練，可是，它卻得了一種當時俗稱為牛皮癬的皮膚病，身上到處掉毛。原來的主人想請獸醫把它給扔掉，獸醫在扔掉之前對我說“好久沒有找到和這傢伙一起玩的人呢”。我明白了他這是在為它尋找親情。
我特別喜歡“無二”，有時我就乾脆鑽到它的小屋去睡了。“無二”對我也很親近，每天帶它散步都是我的事。有時早上我頭疼的很厲害，可是看到“無二”在那裏等待著我就不得不強撐著爬起來繼續帶它去散步。好在，散步耗費的體力很少。
不管我在外邊多麼煩心，只要回到家看到“無二”抱著它那溫暖的身子，我的心情就會好起來。人們很需要像“無二”這樣去無條件的接受。小時候任性時媽媽就會說“好吧，這次就這樣吧”，可是，並不是所有的母親能夠經常允許這樣任性的。接受我的是“無二”，其實，其他的動物、植物、森林、大海也都能做到這些。
與“無二”關係發生些許變化是在我開始讀高中以後。那時，父親剛到國立大學任職，我家經濟狀況有了少許改善。一方面是家裏伙食水準提高了，另一方面是我每天帶著“無二”散步，所以，我的體力也在漸漸增強，頭疼、嘔吐、瀉肚等症狀發生的次數也在減少。社會上的政治環境變化了，我們古在家周圍的環境也恢復到正常了。高中時，我還加入到生物部和排球隊了呢。由於我確定了要從事農業，就把增強體力當作第一位來考慮，所以不久就退出了生物部只參加排球隊了。
那時，排球運動與今天相比算是小項目了，不管在哪裏，給人的印象這就是女子運動項目。我雖然那時也是這樣認為但還是想要參加。我以為自己體力沒有什麼問題，其實這是我的判斷錯誤，第一天練習時我就深感疼痛不已。緊張的訓練使我的腰幾乎無法挺直，回到家就在走廊下開始睡著了。
這樣的練習是每週3~4回，我暗自鼓勵自己“如果在這裏就叫苦叫累甚至是撒手不幹，那怎麼能夠幹得了比這更艱苦的農活呢？”雖然我總是打不好，不斷去拾球，到最後也沒有成為正式隊員，但我還是堅持下來了。
因為這個而受害的是“無二”。因為要參加排球訓練，我在一早一晚帶它散步的時間就不得不漸漸減少，有時很累就不能帶它散步了。這個期間，我在與人交往的過程中漸漸地找到了“棲息地”。與以前相比，我和朋友一起說話的時間增多了，反倒是與“無二”說話的時間減少了。
有一天，當我回到家沒有看到“無二”的時候，不知道當時的我是感到悲傷呢還是感到無望呢，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這個掉毛的“無二”和遭受過別的母子冷眼的我已經是相互依存的了，我是“無二”的親友啊。
臨死之前的“無二”仍然持續的嘔吐著，身體變得非常虛弱。我很想一直在“無二”身邊照顧它，可是，為了尋求在人類社會生存的技能，我再三的去參加排球隊的活動而沒能照顧好它。心中充滿了對“無二”的內疚。
後來，在我讀完高中一年級的時候，“無二”安靜的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我抱著“無二”痛苦不已，淚流滿面。
“無論怎樣都要去接受”“不要有厭煩情緒”，許多這樣的想法，大概都是我從“無二”那裏學來的吧。“無二”和它的小屋全都不存在了，那時的我也不存在了。
我和“無二”總是像朋友一樣說話。“你回來了！還好吧”、“學校的事嘛。。。。”、“散步去了”、“是啊，走了，走了”。像這樣的對話都很自然，有時也有很深入的話題。只要我看著“無二”的眼睛在說話，它就一定會回答。
不僅僅是愛狗的人，許多人不靠語言就能與動物溝通。人世間的戀人、朋友就是這樣的。要說是與馬、狗、猴子也可以對話，也許會有不少人持贊同意見。但要說是與昆蟲、植物也可以對話，大多數人就會半信半疑了。實際上，就像與狗對話一樣，和植物對話的農家有很多。我走訪過很多農家，看到他們家裏不少人都很自然地對植物說“快長大吧，加油啊！”
朋友之間會話時不僅要靠語言，還要借助於表情、肢體、態度、氣氛等來讓對方理解。即使不用語言，只是眼睛盯住對方就知道要表達的感情和想要說的話，也就是說，不要語言也可以會話。
所以，人與植物、動物之間可以對話這件事並不是不可思議的。生活中的許多人靠“五覺”（視、聽、嗅、味、觸）和“感性”（第六感覺）去和植物、動物對話。從這個意義上講，可以認為植物與植物、動物與動物之間可以成為朋友，植物和動物之間都可以對話。
按照上述意思理解，我在上小學的時候就和小昆蟲們對過話了。我自己玩的時候，螞蟻、螞蚱就是我的朋友。當我專心致志看著它們的時候，就忘掉了時間，進入到昆蟲的世界了。你仔細觀察螞蟻、螞蚱，會看到它們都有感情，還有表情呢。這樣說來，如果和他們對話他們就該應答。我把螞蟻當作朋友帶回了家，把它放到玻璃箱子內，再放一些土，給它做了一個巢穴，就這樣在家裏和螞蟻們玩起來了。
我之所以喜歡和昆蟲、植物一起玩，是因為我在別人面前不善言辭。從孩子時期開始，我就被不斷提醒到“不要軟不啦嘰的，把身子站直了”。我總是弓著腰，扭扭捏捏的，羞於和別人對話也就無法充分表達自己的心情，即使是表達出來了也沒有讓對方感覺到。這種情景經常發生。即使我打算正常的表達，可是對方卻不理解。我在想，為什麼呢？難道是他們誤解我的意思了，或是在耍弄我？心裏就很恐懼。尤其是像我這樣，本來就不善於用語言來溝通，那就只有採用語言以外的手段來補充說明了。
我在剛過三十歲的時候，因為患了急性肝炎住院三周，同一個住院大樓裏住著許多精神病患者。我和這些患者交流的很自然，我能夠表達我的意願，也能懂對方的心情。他們把我抱起來的時候被護士看到了，吃驚的問到“你們是朋友？唉，如果不是，怎麼會這樣子呢？”，說著眼睛都瞪大了。在我看來，這並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兩個人之間，超出了語言的交流就是非常自然的心靈溝通了。
最近，大家總是在強調溝通的重要性。我感到對依靠語言來溝通的重視有些過頭了。實際上，不依靠語言的溝通方式也可以對朋友之間的理解起到重要作用。對於那些用語言也不能表達出來的思想，採用語言以外的方式來表達也能夠做到相互理解，這也是所謂溝通的一個重要含義。反過來說，如果是過分依賴語言，就可能會造成誤會或傷害。加之，與生物、自然之間不用語言來交流，不僅有助於與人的交流，而且有助於提高環保和理解不同文化的能力。包括充實人們的內心世界，豐富全球的生態系統。
比如，你到一個完全不懂日語和英語的國家去，在那裏見到友好的人士，可是，那裏的風土人情、法律、習慣、禮節等等與日本和歐美國家完全不同，這種情況很正常。這個時候，歐美文化知識、日本文化知識在這裏是起不到什麼作用的。也許對方還會心存戒備呢。“未曾相識的人來了，我們該怎麼對待呢？”他們只能這樣去想。在這種情況下，要打開對方心扉，依靠的手段並不是語言和知識，而是那種不依靠語言的溝通能力。這種能力從人那裏可以學得到，從生物和自然界也可以學得到。我一到這樣陌生的地方就格外有精神，就覺得在平常生活中很少用的上的非語言的溝通能力，在這裏就可以盡情發揮了。
人類具有動物性的一面，還有比動物的智慧更發達的一面，就是憑藉這些，人類才得以生存延續。不過，最近好像人類動物性的一面被忽視了。另一方面，動物的智力也都因其行為能力、身體能力而被限制住了，致使動物的其他各種能力都有所下降。使人擔心這樣下去豈不會造成動物智力也在下降嗎？從某種意義上講，人類最小限度地掠取野生物，對人類智力的成長不是非常的重要嗎？
有些教師和家長自己的非語言溝通能力不強，卻常常對那些“不愛說話又不知道在想什麼的孩子和不善言辭、交流能力很差的孩子”沒有什麼好感。孩子時代的我就看到過周圍有這種狀況。當時，雖然自己不能很好的用語言來溝通，可也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幸。只是沒有時間像過去那樣每天快樂地和“無二”、和那些昆蟲、植物去對話交流。
世間有這樣的孩子，他們不善於和人交流對話，也不能和植物、動物對話。對這些孩子，首先讓他們與狗、海豚等生物接觸交流，在取得明顯效果之後就讓他們與人交流。最初接觸的生物也許還是以狗為好。
作為老師，就是想要理解那些什麼也不說或是不願意說的孩子在考慮什麼、感受什麼，從中因勢利導使他們的理解能力得到提高。這一點，應該在現在的教育、家庭、地域交流的每個角落全面進行。我現在基本做到了和什麼人都可以對話，在這些對話時，小時候和生物們遊玩時學會的非語言交流技能就起到作用了。
如果老師和家長們不能理解孩子們的心情，但只要能夠想到這些孩子們的存在就會使歧視和拒絕他們入校的現象大為減少。無論是對語言交流的能力，還是對非語言交流的能力，都必須從本質上重新認識它們。而且，必須提高語言交流的能力，以利於把採用非語言交流感受到的東西明確地轉達給他人。
孩童時代我最喜歡做的事之一，就是觀察蝴蝶的蛹在變成成蟲即“羽化”時的翅膀。我把樹葉子上帶有鳳蝶卵的山椒樹枝拿回房間持續地觀察。從卵開始變成幼蟲，一直到變成蛹。僅僅是觀察這個過程就夠我開心的了。從卵到成蟲的蛻變過程真的是感動人。沒有被這樣感動過的人只知道這不過就是個“蛻變的小蟲”罷了。
臨近“羽化”時，卵的表面漸漸透明起來。黑鳳蝶的黑色翅膀是透明的，蛹也是黑色的。這時，它的胸部挺的很高，蛹的脊背開始裂開，出現了一個帶著皺皺巴巴翅膀的蝴蝶，這個翅膀漸漸地舒展、堅挺開來，終於開始振翅飛翔了！翅膀上展現出美麗的色彩，那個瞬間，我的心情也像被化蝶了一樣飄飄欲仙。
蝴蝶翅膀堅挺以後就撲撲地向屋外飛去。我看著它飛去的身影，興奮和激動得全身都在顫抖著，我的心已經完全被這種來自大自然的“蛻變”吸引過去了。
動畫片的男主角英雄“奧特曼”、“假面騎士”、“虎面人”等就有很多變身。女主角英雄就屬“水兵月”了吧。我覺得這類作品中最精彩的場面之一“變身”不就是昆蟲蛻變的模擬試驗嗎？我就有觀察那個昆蟲變身的經歷。這種奇妙的投入其中的感覺是我人生中很難得到的。
雖然說，真正的意圖還必須有作者來說明，但是，我想“奧特曼”、“假面騎士”的作者在小時候難道沒有被昆蟲蛻變的魅力所吸引過嗎？再進一步設想一下，卡夫卡的代表作《變色蟲》，說的是主人公有一天突然變成了蟲，看起來這是個不合乎邏輯的荒誕的小說。但是，卡夫卡小時候喜歡昆蟲，感覺自己就和昆蟲合為一體了，這也許是因為那時他與周圍的人不合群的緣故吧。
許多人都討厭的青蟲我卻很喜歡。它們在變成美麗的蝴蝶和蛾子之前的樣子就好像是向別人求救似的。我就覺得它在變成蝴蝶之前的姿態與自己的姿態的某一部分相重合了。上中學時，我到附近的水池去採集孑孓，觀察它們是怎樣變成蚊子的。我把這些觀察都記在日記裏了。我孩子時期就是這樣地著迷，而且在這樣的體驗之中，我的心中湧動出與蚊子為友的親切感。
我記不得母親什麼時候開始注意到我與昆蟲、小鳥、青蛙一起任意遊玩的事。她理解我和這些生物一起遊玩的樂趣。這使我至今仍然從內心深處很感激她。從母親的角度來看，她覺得那些喜好都是我所需的，所以，只是看到了什麼也沒有說。
我對於這種記載大自然的事情總是心情激動，而對那些除小說以外的什麼虛構的東西並不感興趣。雖然我也讀些小說，但對於繪畫、雕刻、音樂什麼的都沒有什麼興趣。我的眼前展示的儘是生物世界裏那種奇妙的美所彰顯出的大自然的魅力，沒有機會去接觸真正的音樂、繪畫那些美麗的世界。
我的留學荷蘭經歷，使我那顆被“非虛構一邊倒”之風扭曲了的心重新被矯正過來了。那時，我三十歲出頭。荷蘭國內美術館很多，所收藏的作品大多數都是印象派，他們擅長最初的原創性繪畫和雕刻，當時我被這些作品感動的情景至今未忘。對真正的虛擬世界裏融入的人類智慧，越看越覺得應該對與之媲美的真實的世界之美給予重新認識。
中學裏設有生物部。主要任務就是輔導學生怎樣對生物進行科學飼養。在那裏，我見到了生物部的顧問矢島祐治先生。他的哥哥是日本昆蟲館的創始人。昆蟲館位於東京都練馬區一個叫做“豐島園”的遊樂園內，離我家步行要走一個半小時左右。館內展示的是日本國內昆蟲的形態，包括蝴蝶的卵、蛾子和成蟲，其形態就和在自然界一樣生動，連蝴蝶所吃的草的知識也有解說。據說現在展示的內容已經包括了外國昆蟲的生態。
有一件事已經過去了我就坦白地說吧，畢竟那時我還是只個孩子。當時我家沒有錢，買不起入園參觀券，就乾脆跑到橫穿“豐島園”的一條小河中間，河水不太深，只到膝蓋。我就從這裏偷偷地溜進了園內去看。現在想想還感到不好意思呢。
別看我身材瘦小，到高中一年級時一年才長
讀高中時，我之所以把自己將來的職業形象與園藝學家和農家聯繫起來是與父親和祖父有關係的。父親是一個左翼思想家，在前面已經說過了。戰爭期間被當作“國賊”看待，戰後又被貼上“反面人物”的標籤。到我讀高中時不久，日本國內掀起了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締結的運動，那時起，父親活動生涯中的一部分正面形象開始得到重新評價。父親總算是從反面人物的陰影中拔了出來。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被看作是“正面形象的父親的孩子”了。後來，發生了越南戰爭，以反戰活動理論為支柱的父親，開始了如魚得水的活動。
我要從這樣的家庭和環境之中出來的想法和要去從事農業的想法之間的關係就很密切了。
那時，最突出的社會問題就是水洖病（發生在日本熊本縣水洖市，因海水污染，人食含有有機汞魚介而引起視野狹窄、語言障礙等一種中毒性疾病。譯者註）和“四日市喘息”（過敏性哮喘，由日本三重縣四日市石油聯合企業對空氣污染而引起的公害性疾病。譯者註）。這些都是人們議論的話題。很快，祖父古在由直就在報紙等媒體上提出，要“調查足尾礦中毒事件，核實銅污染，呼喚輿論界維護農民利益，以日本大學人的名義加入到對公害進行調查的行列”。
祖父是東京大學的總務長，是一個農藝化學家，他把公害問題提到社會問題的高度來議論，這是極少數人才做得到的。因為，那時大家對這些問題還沒有達成共識。
也許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經歷吧，我覺得，社會對於一個特定人的評價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有的是由正面到反面或者是相反，或者是從零開始向正反兩個方向激烈地搖擺著。如果沒有反對安保條約運動的出現，父親就仍然還是一個在社會上沒有什麼影響的人。
我從這個經驗中感覺到，用現在的社會評價來看自己行為就顯得有些呆氣了。不管社會怎樣評價，都要朝著自己遠大的目標去努力，無論作為個體的人還是社會人都要做最好的。我的這種想法越來越強烈。
從另一方面來說，我既不想成為死啃書本的書呆子，也不想成為一個學者。我想，如果我考入東京大學，人家就會說“他父親和祖父不都是東京大學的嗎，所以他也是了”，如果我要是成為一個學者了，人家也會說“他的父親和祖父不也是學者嗎，他們一樣的呀”。人們肯定會這樣議論的。因此，我要選擇與他們沒有關係的職業。
一九七六年，我考進了東京大學。那時候，大學內的爭鬥開始變得激烈起來，瞭解父親活動歷史的那些政治派別勸說我去參加他們的團隊活動，但都被我一一拒絕了。作為一個學生或是市民，關心一下大學裏的爭鬥甚至以個人的方式參加一些活動我也是做過的。但是，我對於參加有組織有目的的政治活動不感興趣。這種心情比不想成為一個學者更強烈。
說一說我高中畢業後落榜的生活吧。
一般說來，考試落榜的人是很灰心喪氣的，可是我卻在那一年裏過得很充實。因為，雖說是落榜了，我卻一直在堅持學習，而且還為了拓寬視野到遠處走了走。
印象較深的是，我利用暑假和落榜的同學們一起去大分縣一個山區，那裏有一個墾荒村落，我們去訪問同行中一個同學的親戚。表面上看，我們是為了復習迎考而躲到山裏來的，實際上，我的願望就是要在考進大學之前先來體驗一下農業生產的艱辛滋味。
所謂墾荒村落，就是對戰後從中國等地方撤回來的人指定一塊土地讓他們種植。大分縣的這個村落裏有20戶左右的人家。我們在那裏生活了一個多月，開始兩週吃的菜都是黃瓜，黃瓜醬湯，黃瓜鹹菜，涼拌黃瓜，燒黃瓜等等，後來就有了包菜，天婦籮，日子過得還算是自給自足。
當初，我們還可以吃到他們從山下買來的雞肉什麼的，到後來，餐桌上就見不到雞肉了，我想那時的雞肉一定是很貴重的食品吧。
在墾荒村落裏就要幹墾荒的活。有一種農活就是把樹木的根、莖拔出來。盛夏時節，幹這樣強度高的活是很消耗體力的。要想一會休息一會幹是不會幹出什麼名堂的，要想取得什麼成果也是令人懷疑的。我就這樣白天幹活，晚上稍微堅持著迎考復習。
據說，我們去的這一家是由他的親戚代為管理的，家裏有一個小學低年級的孩子。從那個大人來看，這個孩子可能是他的孫子。這個孩子好像不僅是缺少溫飽，還缺少疼愛。剛見到他的時候他顯得很認生，只過了一會他就和我親熱起來了，甚至是抱著我一刻也不想離開的樣子。
雖然，我的童年也經歷過貧窮但卻不缺少疼愛。這樣的差別會造成什麼呢？多少年來我都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我覺得，對於一個孩子來說，缺少疼愛比缺少溫飽更叫人無法忍受。
經歷了這次農業體驗，我的農業志向又向前邁了一步。一個宏大的目標在我胸中樹立了起來，那就是：一定要建設成富裕的農業，讓豐富的文化生活和良好的教養也能夠在農村紮下根來。後來，為了指導設施園藝技術，我去了亞洲一些國家的農村。當年在大分縣的生活和與那個孩子的接觸經歷，對於我這個時候的工作都起到了幫助。每當我看到農家孩子的時候，就會想到我在大分縣見到那個孩子的情景，就想到我一定要為這些孩子的幸福作出自己的貢獻！
《傑克和豆樹》是英國著名的童話。說的是，少年傑克在去賣牛的時候，被一個男人給欺騙了，他的那頭牛被換成了一粒豆子，使他的媽媽很生氣，但是，這粒豆子卻在一夜之間長成了參天大樹。少年順著這棵大樹往上爬，到達了巨人國。他與巨人們搏鬥，得到了一只能下金蛋的母雞，就把這只雞抱回了家和媽媽一起過著幸福的生活。
孩子時代可能誰都讀過一次兩次這樣的童話，對我來說“幸福的種子”也還是昆蟲呀，植物呀什麼的。一接觸到這些我就像蝴蝶羽化時身體在顫抖一樣的興奮，我對生物的這種興趣使我能夠看到植物——對我來說這就是我的“幸福的種子”。也許，就是因為我那麼喜歡植物才讓我發現了這個“幸福的種子”的吧。在這個過程中，我能夠明確地擁有“與人生最後姿態相關的理想形象和表現那時心情的形象”，實在是我一生的幸運。
後來，我把教育這些培養種子的人作為人生的目標。只是那時候這顆“幸福的種子”還僅僅是握在手裏沒有發芽。假如只是對這些種子溺愛、呵護，不耐著性子堅持好好培育，它們就不能夠很好成長起來。儘管有時也遭遇過一點挫折，但是，“通過所喜愛的植物給困難的人幫助”的想法卻給了我些許的支持。
但是，我感覺到要培育“幸福的種子”還必須要有家庭和環境這片“肥沃的大地”。擁有著“肥沃的大地”卻一年到頭過著饑一頓飽一頓的生活，這好像很矛盾，只有我心中的“肥沃”沒有失去。雖然也遭受過歧視，我也沒有在這塊“肥沃的大地”失去精神上的活力，直到最後。現在，我對故去的父母和三個姐姐，包括我所接觸到的眾多的人都心存感激。